从《玄玉时代》看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的重大意义

    经过四年的协同努力，上海市社联组织编写的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首批成果23本专著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关于华夏文明源头研究的重要系列成果。我因与其中的一种“玉成中国：中华创世神话考古专辑”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神话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教授有交集，得以获赠该专辑中的三种：《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叶舒宪著）、《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千年》（叶舒宪著）、《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唐启翠著）并有览阅，对其中的《玄玉时代》读得较仔细。我想从《玄玉时代》入手，举一斑而见全豹，谈谈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首批成果的重大文化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玄玉时代”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将探索华夏文明的源头的实证材料往前推了两千年，意义非凡。研究中国早期文明，过去多以文字文献为依据。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的甲骨文和金文，距今不过3600年的历史。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上限，至早不过夏朝开始的青铜器时代。叶舒宪的研究以考古挖掘的大量玉礼器为据，综合文字文献及口传神话、民俗礼仪等神话学、民俗学的成果，给文物提供被激活的还原语境，并细致地揭示了在距今5500年仰韶文化后期至距今4000年龙山文化晚期的青铜器时代开端这段时期，在中原曾经存在过一个玉礼器时代，其玉料是墨绿色、玄黑色的蛇纹石玉——所以，作者命名为“玄玉时代”。这个时期上下限对应的传说历史人物，是黄帝与夏禹。从《山海经》所记黄帝播种玄玉（“瑾瑜”），到《尚书》所述夏禹建立王权时天神赐以“玄圭”，无不体现出玄玉是那个时代的至高显圣物。华夏文明不是直接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的，而是经由玉器时代过渡到青铜器时代的。这就叫“玉成中国”。这是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提出的独特概念，是对华夏文明源头的独特发现和实物叙事。这个观点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但论证则是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值得学界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其次，“玉成中国”的研究发现对“玉”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地位作了全新揭示。以前我们看玉，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处于配角的地位。古人说“玉”之美“有五德”，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玉充其量只是古代君子的配饰。“玉成中国”的揭示则告诉我们，“玉”在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中不是“配角”，而是“主角”。原因就是早在一万年前，此类美观的石头就被神圣化，成为崇拜信仰的对象。《玄玉时代》用调研所得大数据作为依据，描述了5500年前到4000年前中原和西部地区礼仪用玉的取材情况，叙述了这个时期的玄玉崇拜景况（见该书第59页、97页、175页）和以黑绿两色相间相杂的蛇纹石为美的“史前古老审美风尚”（第238页），得出这个时期在华夏大地上“玉材”的“西玉东输”与以神话为标志的“玉文化”的“东玉西输”结论。书中涉及的这个时期的玉礼器实物图片有玄圭、玄钺、玄琮、玄璧、玄璜、玉斧、玉刀、玉铲、玉环、玉笄、玉凿。玄玉在光线照耀下光晕变化，不仅是通神显圣之物（233页），也是王权贵族的象征。它印证了“巫以玉事神”的古老传统，也奠定了秦皇以玉为国玺的先声。

    “玄玉时代”以黑为美的风尚一直延续到夏代。所以《礼记·檀弓》有“夏后氏尚黑”的记载。但随着距今4000年左右玄玉礼器逐渐被从昆仑山大批东输而来的白玉（又称“和田玉”“昆山之玉”）取代，人们在审美风尚上又发生了以纯白为美的重要转向，也就是《礼记·檀弓》说的“殷人尚白”吧。叶舒宪把这种转向称为“玄素之变”。周代服色虽然出现了“尚赤”的变化，但羊脂白玉礼器的崇拜并没有改变，并经由战国时期的和氏璧神话和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一直延续到清末。《红楼梦》形容贾府“白玉为堂”，即是明证。

    其三，“四重证据法”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传统的研究方法是依据文字文献为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金文、甲骨文、竹简、帛书）二重证据。叶舒宪觉得这还不够。他主张兼顾民族学、民俗学的材料证据和考古发掘的实物、图像证据。这就分别构成三重和四重证据。无论是在《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中，还是在《盘古之斧：玉斧钺的故事九千年》《禹赐玄圭：玉圭的中国故事》中，我们都看到了大量的从田野考古考察和各地博物馆中搜集、发现的玉器实物照片以及对这种无声之物的独到“叙事”，看到了对中国各民族相关的口头传说的神话故事及活态化的风俗礼仪、祭祀仪式的广泛搜罗与特殊解读，及其与上古传世的历史文献、神话文献、古文字文献的相互印证。“四重证据”的相互印证可以产生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认识和发现，只是真正做起来相当不易。它需要有扎实的训诂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功夫，还需要有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的积累。若非通才大儒不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