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花开》：“我”的母亲

    从湘西的苗寨、吊脚楼，到少年体校、赣南生活，长久以来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的许多散文都与她儿时的经历密不可分。正如责编过彭学军一系列长篇小说和散文集的编辑家魏钢强所说，“其作品能有鲜明且具美学意义的辨识度，原因不仅仅在文字本身……她作品的主题，不是预设的，不是‘提炼’的，而是原本就在那里的”。动荡不居的年少生活，是时代向个人、家庭的投射，难说这为童年时的她带来的是童年的亮色还是阴影，抑或处于二者之间的复杂情感之地，但却成为她成年后创作不竭的矿藏，也使得她的儿童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不可替代的一抹风景。

    《凤凰花开》是彭学军于2020年疫情时期完成的一部追忆母亲生平的长篇叙事散文，塑造了一位美丽坚韧、不屈于命运、拙于表达爱与亲昵的母亲形象。从母亲幸福却短暂的童年，到动荡飘零的中年，再到被病痛缠绕的老年，在作者冷静的叙述笔触里，可以看到一名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的普通女性，如何在时代、命运里坚韧成长，无论际遇何如，不抱怨不悲叹，默默承受，始终向上。这是彭学军对母亲一生轨迹的追忆、讲述，是一个时代的风浪向家庭、个人的裹挟，是一个女人在艰难岁月里载沉载浮的坚韧与美好。

    《凤凰花开》打开了一扇窗，作者以双重视角——童年视角、成年视角回忆母亲、回望童年。于写作者而言，至亲离世带来的悲恸、创伤，往往会成为理性叙说的阻隔，正如王安忆所说，“好的创作需要理性地运用感性，需要写作者对思想有感情”。也许这也可以解释，自母亲离开四年之后，彭学军才完成这部回忆母亲的长篇散文。透过这扇窗，作者整理心绪，跨越时空，再次亲近母亲、聆听母亲、感受母亲。

    与一些趋于同质化的回忆亲人的长篇叙事散文不同，《凤凰花开》的叙述并不是纪录片般详实具体的个人家族史，而是经由童年“我”的儿童视角裁剪、过滤后的记忆片段，由时间和成长连缀，经由适切的语言传递。“我”眼中母亲在篮球场上打球的英姿、雨中背着三三从梯子上摔落的身影、救火时母亲脸上的决绝坚毅、与旧友重聚时的啜泣……让人读来印象深刻，而这些都是经由“我”的视角传递给读者。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始终有自己的坚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努力地想把生活中、生命中、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温暖的的、发光的东西书写出来，表达出来。”

    例如，作者写到小时候经常在师院大礼堂的后面玩，礼堂里时常开大会。“有一回，也是开大会，但气氛和往常似乎不太一样，口号不停地响起来；拳头一次一次地举起来，像一片光秃秃的树干。”这次开的是批斗会，“看，大毛驼的爸！”一个孩子叫了起来。这里的“大毛驼”就是作者的小名。“我一看，果然是父亲，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最后一排的一个大人冲过来，把我抱了出去……”即便回忆起父亲被伤害的时刻，作者依旧冷静地将自己还原至当时那个五六岁的自己，用了白描的笔法，只是用那个大人的“一抱”，为那一刻的童年记忆缀上了暖色。后来他们搬去苗寨生活，即便生活艰辛，语言与生活习惯格格不入，他们却得到了淳朴、憨直的苗家人最大的友善与诚意。难道没有伤害与孤立？不可避免，但作者将这些用儿童的视角一一过滤，留下的则是更经得起岁月回味与品咂的质地。

    对回忆的剪裁、对表现题材的捡拾，于写作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似一面镜子，它映射出作者的内心对人生、对世故的态度，也让读者在阅读中照见人心、照见自己。彭学军在回忆里时而反思自己、批评自己，她在追忆里照见了照顾母亲时有不周的那个自己。“母亲听力下降后，与她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为太费劲，每一句话都得大声喊出来，说话就跟吵架一样……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病痛让她的活动范围和关注点渐渐萎缩，最终被囿于一个逼仄空间，这样一来，交流的话题就难免重复，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我便没了耐心，常常只是假装在听她说话，眼睛却瞄着手机……”这何尝不也让我们照见了自己？她没有回避这个令自己失望的那一刻的自己，她愿意以这样的身影镶嵌在追忆母亲的影像里。

    中国古代诗词讲求“深哀浅貌、短语长情”，彭学军的语言同样含蓄、冷静、简洁、准确，却有着直慑人心的力度与深度。师院的桂树年年飘香，那长长的台阶与曾带来惊喜的圆门、笼着白纱的江水与吊脚楼，还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凤凰花开又花落，那件阳台上的红衬衫去了哪里……母亲，在作者的记忆里，还在这本书里，在读者共情的心与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