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外译，路在何方？

    ■金春岚

    《中籍英译通论》洋洋一百余万字，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既有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的思路界定又有外译历史的考察，既有精湛的作品赏析也有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方法和策略研究，堪称一部“百科式”的翻译学专著和教程。

    该书分上下两册：上篇“理论篇”的内容包括中国文化体系与核心、中籍英译的新思路、西方翻译理论简史、中国翻译与中国翻译理论简史、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下篇“应用篇”的内容包括“应用理论”（包括翻译技巧、翻译批评及翻译教学）、“具体翻译实践”（包括古文今译、散文美译、哲言今译、诗歌翻译）。

    《通论》一书立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基本特点展开论述。“由经而史，经史互为表里；由经而子，子乃经之拓展；由子而集，集为子的延展。经史子集既解释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源流，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完整体系。而‘六经’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之源、思想之源。”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关注于向“外”译，而忘却了应该从何处开始译。《通论》上册第二章从中籍英译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出发，试图探索一条适合经典外译的有益路径，提出了“三原一正”的新思路：所谓“三原”，即“回到原构”“厘清源流”“精读原典”；所谓“一正”即“正名”，或者说“正校译名”。

    典籍翻译最大的难题是译者对古汉语的理解和诠释度，《通论》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如第六章“哲言精译”对《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的翻译作了详细解析。作者将其译为“The people’s mind is always in anx⁃iety, whereas the ultimate prin⁃ciple for governance is subtle.Pursuit only for perfection and consistence, and try earnestly for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先梳理历代学者对作为儒家“十六字心法”的这个句子的不同理解，在此基础上，对众多不等同翻译版本（理雅各、罗志野等）作了对比，对“危”“微”“道心精微”字词如何理解和翻译作了分析，最终给出了自己的译文，予读者以启发。

    《通论》启发而不灌输，引导而不强迫。比如在下册第五章“散文美译”和第六、七章的“哲言精译”中，作者用很大篇幅对赫兹列的四篇美文进行分析，还对20部先秦著作中的561条语录的翻译进行考察。比如《九歌·国殇》中的一段：“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作者对八位译者的译文进行了考察，发现采取韵译的有4人:杨宪益、许渊冲、孙大雨、卓振英；散译的有4人:韦利、霍克思、华兹生、宇文所安。似乎是明显的两派:西方译者均采取散译，中国学者均采取韵译。从实际情况来看，散译有译得好的，韵译也有译得好的。作者认为《国殇》最好的散译是韦利的译文，最好的韵译是杨宪益的译文。“既然各有所长，因此所谓韵散之争从语言角度看实际只是翻译类学不同流派之争，对翻译实践者来说可以不予理会，但从文化角度看，不得不注意到中国的诗从古至今均以押韵为特色，可说是个不容忽视的传统。这与英语诗歌古代只押头韵，从中古开始受意大利语和法语影响才开始形成押韵的习惯不同。即使如此，在押韵（如十四行诗）开始形成时还有不押韵的素体诗与之双峰对峙。由于英语押韵传统力量不强，因此容易受风潮[如惠特曼(Walt Whitman)诗风]的影响，到20世纪更成为‘现代派’的主流。诗歌翻译本质上是文化翻译，两者的不同传统应该受到尊重。因此我个人认为翻译其他民族的诗歌时有韵无韵且不论，但中文诗却不能不考虑其无韵不成诗的特点。翻译时如有标准，当以意境为第一，意义为其次。在此基础上应尽量用韵，但押韵方式不一定与原诗完全相同，可以尝试英诗的各种韵式。”（《通论》p843-844）作者既考虑到原语的特点，也参照目的语的特征，灵活应用翻译技巧。这些主张，是非常有见地的。

    当下的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存在“典籍界定不明、对外译考察不足、受众口味把握不准、翻译工作认识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贾洪伟：《中国文化外译作品的出版与传播效应》，《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5期），使得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推进困难重重。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探讨，提出了解决之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典籍外译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通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令人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