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党中央在上海的奋斗历程

    ■吴海勇

    说来也巧，十余年前我转至上海党研室，初学上海党史，老处长推荐的三本书其中就有一册本单位编撰的《中共中央在上海》，这是一本荣获市哲社科著作奖的专著，读后感佩不已。

    这次，如果不是将出版社的稿约误解为修订出版此书，我是不会贸然应承的。然而，既已确定要写一本同题作品，就不得不谋划新作应有新的特色。我把握住纪实文学这一关键所在，不但在叙事话语方面与史述性的前著区别开来，而且在谋篇布局、记事写人等方面有意识做到一篙撑开、二水分流。

    就章节设置而言，除应有的一头一尾，本书主体部分共12章——但这并不是照应通行的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的说法，因为，如果精算的话，中共中央在上海是10年有半。我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前后各写6章，以前后时间跨度的相等来把控篇幅的均衡。前6章分别写中央局的初始工作、中共二大确立民主革命纲领、国共第一次合作与斗争，随后是中共四大重振工运激发五卅运动、有关北伐战争的两难决策、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由此大体反映了:党成立后，中央以宣传、组织（实为工运组织）为两大抓手，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特别是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反帝斗争，掀起大革命的高潮，组织力量得以空前壮大，进而乘北伐战争之势，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次而终底于成，成就了党中央在上海的高光时刻。

    后6章的历史负荷无疑更为凝重。其中用3章的篇幅写到三次“左”的错误，又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留守中央在上海专设一章（这是以前著述较为忽略的），剩下的两章，一写党的六大政策的贯彻也就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的中央工作，一写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前夕日渐紧迫的情境。当然，写历史过失并不局限于错误与不足，同时也写那时的功绩，比如，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时，就推动了左联的成立以及左翼文化运动的发轫，并促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其间还召开了红军大会，加强红军正规化建设。不但如此，正谬之间有时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牵联，李立三正是自信地将五卅运动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四五年后，才造成“左”倾冒险的灾难性后果。而因其要将苏联拖入中国革命战场，立三的冒险举动在“左”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右倾，这就为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主导中央创造了条件。至于瞿秋白等所犯“左”倾盲动错误，既有在大革命失败情况下扭转悲观观念的必要，又因其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过度乐观的误判，并受无间断革命论的误导，强令全国总暴动，因而遭受严重挫折。

    呈现历史进程，彰显党中央功绩，同时不回避蹉跎，历史地阐释过失，力求史脉不乱，要事不遗，如此方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筚路蓝缕、奋斗牺牲、艰难成长、勇迈前修的一段历史光华。

    作为纪实文学，理应写人及事，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由点及面地反映历史的演进。因此，书稿主体部分是核心人物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后由粤返沪展开的，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王明等分别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还有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罗亦农、杨殷、任弼时等一系列中央委员在历史波涛中时隐时现。不仅写中央领导群体，而且写到党的二大、四大的代表，以及其他重要中央会议的与会者，还有历史大事件的关键参与者。为了体现中共中央驻沪而由此凝聚的上海对全党的向心力，我还特意查阅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录，结果发现有46人生平与上海有交集。其中黄公略1928年2月途经上海由粤返湘无事可记，罗炳辉1929年底由广州经上海回南昌并无故事，斯诺那时尚未与中共中央有交集，本书未有涉笔外，另43人的生平事迹有机地穿插其间。

    本书叙述以求真存史为主，而不纠结于虚构逞才。除了开头与结束部分根据相关史料对毛泽东、萧子升诀别对话，以及周恩来1931年底离沪前的内心独白作了合理虚构之外，其他人物对话均有当时文献或后来回忆为依据。我有时也自问：如此这般，作品的文学性究竟何在？ 我想，是通过对事件全息性的还原努力，以及对历史多头绪发展以及多个人物关联度的洞悉，坚持以历史发展的时序为主，注重史事多头绪的关联性发展，由此力避史述专著分块论述有分割历史的缺憾；同时，运用人物的穿插助推叙事脉络的榫接与遥相呼应，从而赋予作品事断意联的叙述结构，使历史更具有故事性。例如：接到九月来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自己病已好，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同日，毛泽东还写了一信给李立三，接续二人友谊，并提及对妻儿等的思念之情，并请对方通知毛泽民，要他把杨开慧的通信处告诉自己。而事实上，毛泽民当时正因协盛印刷所暴露隐避起来，翌年赴天津工作。待一年后，毛泽民再次现身上海，则是来见被护送抵沪的毛岸英等三侄子，岸英哭诉自己的母亲已经牺牲，誓要报仇。李立三那个阶段的功过，在此得到浓缩体现。再如，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何孟雄、李求实等与共产国际代表谈判无果，旋即发生东方旅社事件，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5人遭逮捕。偏偏这时，有江西省政府派人来向中共中央递话，希望能够放回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红四军俘获的张辉瓒。为此，在前不久发生的通讯培训班案中侥幸得脱的涂作潮代表中共方面，与作为红军代表的李翔梧，同赴南昌谈判。不料张辉瓒已被处决，李翔梧、涂作潮闻讯紧急撤离。国民党当局杀戮一批羁押的共产党人以作报复，林育南、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人喋血龙华，史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历史的复杂性浮出水面。

    最后一章结末写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情形。那年1月 17日，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成为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标志性事件。我补叙了当天是星期二，农历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到博古告别怀孕在身的妻子刘群先，写到大量中央机关、党员、文件留在了上海，写到左翼文化运动炽烈开展，“社联”同志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胜出，社会主义思潮仍是大潮再起，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正是在同月震撼问世。接着，便顺势以“子夜”比喻中国革命形势，并合理设想了博古异常沉重的心情，点明其时他才26岁，政治历练明显不足的稚肩要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由此埋下了其未来蹉跌的伏笔。

    作品没有就此完稿，而是自破规则地运用倒叙法，讲述6年多前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及一年多前，周恩来的先后两次离沪。尤其是以1931年底离沪作结，不仅与作品起始的毛泽东离沪形成有意味的照应，也是以其要重回上海的誓言（类似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又说过）振起全书，这也算是作者的一点匠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