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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

    著者感言

    重温党中央在上海的奋斗历程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1月24日   10 版)

        《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吴海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98.00元

        ■吴海勇

        说来也巧,十余年前我转至上海党研室,初学上海党史,老处长推荐的三本书其中就有一册本单位编撰的《中共中央在上海》,这是一本荣获市哲社科著作奖的专著,读后感佩不已。

        这次,如果不是将出版社的稿约误解为修订出版此书,我是不会贸然应承的。然而,既已确定要写一本同题作品,就不得不谋划新作应有新的特色。我把握住纪实文学这一关键所在,不但在叙事话语方面与史述性的前著区别开来,而且在谋篇布局、记事写人等方面有意识做到一篙撑开、二水分流。

        就章节设置而言,除应有的一头一尾,本书主体部分共12章——但这并不是照应通行的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的说法,因为,如果精算的话,中共中央在上海是10年有半。我以大革命失败为分水岭,前后各写6章,以前后时间跨度的相等来把控篇幅的均衡。前6章分别写中央局的初始工作、中共二大确立民主革命纲领、国共第一次合作与斗争,随后是中共四大重振工运激发五卅运动、有关北伐战争的两难决策、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由此大体反映了:党成立后,中央以宣传、组织(实为工运组织)为两大抓手,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特别是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反帝斗争,掀起大革命的高潮,组织力量得以空前壮大,进而乘北伐战争之势,组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三次而终底于成,成就了党中央在上海的高光时刻。

        后6章的历史负荷无疑更为凝重。其中用3章的篇幅写到三次“左”的错误,又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留守中央在上海专设一章(这是以前著述较为忽略的),剩下的两章,一写党的六大政策的贯彻也就是中共六大后一年多的中央工作,一写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前夕日渐紧迫的情境。当然,写历史过失并不局限于错误与不足,同时也写那时的功绩,比如,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时,就推动了左联的成立以及左翼文化运动的发轫,并促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其间还召开了红军大会,加强红军正规化建设。不但如此,正谬之间有时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牵联,李立三正是自信地将五卅运动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四五年后,才造成“左”倾冒险的灾难性后果。而因其要将苏联拖入中国革命战场,立三的冒险举动在“左”的政治话语体系中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右倾,这就为更加“左”倾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主导中央创造了条件。至于瞿秋白等所犯“左”倾盲动错误,既有在大革命失败情况下扭转悲观观念的必要,又因其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过度乐观的误判,并受无间断革命论的误导,强令全国总暴动,因而遭受严重挫折。

        呈现历史进程,彰显党中央功绩,同时不回避蹉跎,历史地阐释过失,力求史脉不乱,要事不遗,如此方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筚路蓝缕、奋斗牺牲、艰难成长、勇迈前修的一段历史光华。

        作为纪实文学,理应写人及事,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来由点及面地反映历史的演进。因此,书稿主体部分是核心人物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后由粤返沪展开的,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王明等分别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还有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罗亦农、杨殷、任弼时等一系列中央委员在历史波涛中时隐时现。不仅写中央领导群体,而且写到党的二大、四大的代表,以及其他重要中央会议的与会者,还有历史大事件的关键参与者。为了体现中共中央驻沪而由此凝聚的上海对全党的向心力,我还特意查阅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名录,结果发现有46人生平与上海有交集。其中黄公略1928年2月途经上海由粤返湘无事可记,罗炳辉1929年底由广州经上海回南昌并无故事,斯诺那时尚未与中共中央有交集,本书未有涉笔外,另43人的生平事迹有机地穿插其间。

        本书叙述以求真存史为主,而不纠结于虚构逞才。除了开头与结束部分根据相关史料对毛泽东、萧子升诀别对话,以及周恩来1931年底离沪前的内心独白作了合理虚构之外,其他人物对话均有当时文献或后来回忆为依据。我有时也自问:如此这般,作品的文学性究竟何在? 我想,是通过对事件全息性的还原努力,以及对历史多头绪发展以及多个人物关联度的洞悉,坚持以历史发展的时序为主,注重史事多头绪的关联性发展,由此力避史述专著分块论述有分割历史的缺憾;同时,运用人物的穿插助推叙事脉络的榫接与遥相呼应,从而赋予作品事断意联的叙述结构,使历史更具有故事性。例如:接到九月来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自己病已好,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同日,毛泽东还写了一信给李立三,接续二人友谊,并提及对妻儿等的思念之情,并请对方通知毛泽民,要他把杨开慧的通信处告诉自己。而事实上,毛泽民当时正因协盛印刷所暴露隐避起来,翌年赴天津工作。待一年后,毛泽民再次现身上海,则是来见被护送抵沪的毛岸英等三侄子,岸英哭诉自己的母亲已经牺牲,誓要报仇。李立三那个阶段的功过,在此得到浓缩体现。再如,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何孟雄、李求实等与共产国际代表谈判无果,旋即发生东方旅社事件,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5人遭逮捕。偏偏这时,有江西省政府派人来向中共中央递话,希望能够放回在第一次反“围剿”中被红四军俘获的张辉瓒。为此,在前不久发生的通讯培训班案中侥幸得脱的涂作潮代表中共方面,与作为红军代表的李翔梧,同赴南昌谈判。不料张辉瓒已被处决,李翔梧、涂作潮闻讯紧急撤离。国民党当局杀戮一批羁押的共产党人以作报复,林育南、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人喋血龙华,史称为龙华二十四烈士。历史的复杂性浮出水面。

        最后一章结末写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情形。那年1月 17日,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成为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标志性事件。我补叙了当天是星期二,农历癸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到博古告别怀孕在身的妻子刘群先,写到大量中央机关、党员、文件留在了上海,写到左翼文化运动炽烈开展,“社联”同志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胜出,社会主义思潮仍是大潮再起,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正是在同月震撼问世。接着,便顺势以“子夜”比喻中国革命形势,并合理设想了博古异常沉重的心情,点明其时他才26岁,政治历练明显不足的稚肩要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由此埋下了其未来蹉跌的伏笔。

        作品没有就此完稿,而是自破规则地运用倒叙法,讲述6年多前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及一年多前,周恩来的先后两次离沪。尤其是以1931年底离沪作结,不仅与作品起始的毛泽东离沪形成有意味的照应,也是以其要重回上海的誓言(类似的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又说过)振起全书,这也算是作者的一点匠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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