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
民营话剧作为体制外的戏剧,是中国当代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的中国当代话剧研究,对体制内的话剧研究多,对民营话剧关注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平先生的《民营话剧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力作,视角新、资料全,而且观点独到。该书不仅对民营戏剧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对民营话剧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以及民营话剧社团的创办宗旨、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与演出反响等做了综合性的研究。此外,该书还对民营小剧场在民营话剧发展中所起的“桥梁”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在对民营话剧发展的历程作了全方位的梳理之后,刘平先生客观地评价了民营话剧取得的艺术成就与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对部分民营话剧内容同质化、制作粗糙、品位不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进而指出了营话剧发展的困境:缺资金、缺场地、缺剧本、缺人才。在此基础上,作者为民营话剧指出了未来发展的进路——民营戏剧机构需要以优秀作品开拓市场,与此同时,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也需要改善演出生态环境,扶持民营话剧中的优秀剧目和优秀人才。
作为一个民营话剧曾经的参与者,笔者在阅读本书时,对民营话剧的发展历程中的两个转变感触颇深。
一是从“民间”向“民营”转变。早期的民营话剧,许多都是民间个体自发创作的,是一种独立于体制内主流戏剧之外的非主流戏剧,强调的是精神上的反叛与艺术上的标新立异,不少探索性的戏剧作品并没有公演,如牟森、孟京辉等人的早期作品,或是在校园内演出,或是地下、半地下演出,不售票,没有经营活动,也不以营利为目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戏剧领域出现了独立制作人,戏剧人开始有了市场和商业意识。新世纪以来,戏剧演出成了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民营资本开始介入戏剧创作,以营利为目的民营社团和文化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促进了民营话剧的蓬勃发展。在这种语境下,民营话剧中的“民营”二字除了作为体制外话剧的身份标识外还多一个特征:以营利为目的。
为了研究方便,刘平先生将初期的具有民间个体属性的话剧创作纳入了民营话剧的范畴,从他们体制外戏剧的共同身份而言,这是合适的。但从“民间”到“民营”的这个发展脉络,作者并没有忽略。比如孟京辉早期的先锋戏剧不仅强调“标新立异的前卫意识”,而且不考虑观众的能否接受。1990年,他导演的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演出临近结束时,长达两分半钟的停顿令所有在场的观众惊愕和不知所措”。这个不考虑观众更不屑于经营的前卫戏剧家,1998年从日本考察戏剧回国后创作观念转变了:“实验戏剧并不排斥商业。”之后,孟京辉创作了《恋爱的犀牛》等一系列受年轻观众追捧的作品,凭借“孟氏快感”的剧场体验,打造了一个先锋戏剧的个人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孟京辉的戏剧创作完成了从“民间”到“民营”的转向,将受众狭小的先锋戏剧成功地转化为市场辨识度极高的商业戏剧。
二是从艺术探索到市场导向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许多民营话剧的社团是艺术探索的急先锋,如蛙实验剧团、白蝙蝠戏剧实验室、林兆华与孟京辉的戏剧工作室。刘平先生指出,这批年轻的戏剧人“不满于戏剧创作的现状,他们想走一条戏剧创作的新路——不同于国有话剧院团的创作之路,以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观念突破传统话剧创作观念的束缚,去寻找一种话剧创作,尤其是舞台呈现的新形式、新观念、新表达”。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这些年轻人以及当时最有活力的一批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把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这些民营话剧创作者,或是进入体制内,或是走向市场,或是默默地离开了戏剧领域。由此,民营话剧的艺术探索与创新能力也开始走下坡路。
新世纪以来,随着戏剧市场化发展,民营话剧也进一步做大,“在整个话剧演出市场占有50%-60%的份额”,呈现出“剧社会多、剧目多、演出多、观众多、收益多”的特点。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个时候大多数民营戏剧创作者都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创作,只有极少数的还在坚持艺术探索与个体表达。在市场导向的创作中,刘平先生指出了两条不同路径,一是以高质量的话剧作品去赢得市场,如李伯男工作室、盟邦戏剧、三拓旗剧团、黄盈工作室、龙马社等,一条是迎合观众口味,以搞笑的方式去赢得观众,如开心麻花、雷子乐笑工厂、上海锦辉传播等。这两条路径孰优孰劣,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经过市场的洗礼后,黄盈、周可、李伯男、何念、赵淼等年轻导演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戏剧导演的中坚力量。
对以艺术探索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两种民营话剧,刘平先生持论公正,没有过多拔高前者的功绩,也没有过分苛责后者的不足。对艺术探索过程中某些“故弄玄虚”的做法,书中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对于商业戏剧中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导演,书中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平先生秉持这种严谨与公正的治学态度,在广泛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民营话剧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肯的学术观点,拓展了体制外戏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