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诗经》学的深拓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以诗的内容与经的属性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源性典籍之一，深深地影响并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诗经》也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接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世界汉学《诗经》学是“体常而尽变”的思想与智慧的创造事业。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汉学诗经学》丛书正是这些思想与智慧的具体呈现。《世界汉学诗经学》丛书包括《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英语世界的诗经学》《法国诗经译介史》和《韩国诗经学概要》四册，内容涵盖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学者用英文、法文、韩文、日文撰写的有关《诗经》的著作及专论，并附有大量书影和图片资料。《世界汉学诗经学》丛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具有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交流研究的巨大意义。

    近年来的域外汉籍研究渐从域外新材料的公布，向更深层次的东亚汉文化圈的整体研究演进，呈现出以东亚古典学为基础的综合研究，即在研究某一课题时，不仅从单一的国别视角出发，而是东亚的总体视角予以观照。就《诗经》学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已经突破传统的汉宋《诗经》学研究范域，开始关注明清《诗经》学以及东亚《诗经》学。特别是近年来，东亚《诗经》学蔚成显学，既出版了张宝三《东亚诗经学论集》（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09年。后改名为《东亚诗经学研究》，中华书局2019年）这样整体研究中日韩三国《诗经》学著作，又出版了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中华书局2012年）《日本诗经要籍辑考》（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集中研究日本《诗经》学的系列成果。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朝鲜半岛《诗经》学研究可谓短板，而由付星星、金秀炅中韩两位青年学者合作出版的《韩国诗经学概要》（下简称《概要》）填补了中国学者东亚《诗经》学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概要》一书分为十一章，前三章从总体上介绍了《诗经》与韩国学术文化的关系，包括韩国特有的解读《诗经》的方式——谚解，《诗经》与朝鲜时代经筵的关系，以及朝鲜时代对《诗经》的运用。后八章则为专书研究，对朝鲜半岛学术史上几部具有代表性的《诗经》学名著予以了深入介绍，包括权近的《诗浅见录》，林泳的《诗书札录——诗传》、朴文镐的《诗集传详说》《枫山纪闻录·毛诗》、朴世堂的《诗思辨录》、李瀷的《诗经疾书》、丁若镛的《诗经讲义》、成海应的《诗说》《诗类》等，几乎包括整个朝鲜时代的要籍。《概要》一书是在付星星、金秀炅两位学者扎实的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付星星的博士论文为《朝鲜时代的〈诗经〉学研究》，金秀炅的硕士论文为《关于茶山〈诗经〉学中的“兴”的研究》，并著有《韩国朝鲜时期诗经学研究》（万卷楼2012年）一书。《概要》虽然侧重朝鲜半岛《诗经》学重要典籍的介绍，但付星星也在总体上对朝鲜半岛《诗经》学进行过研究，发表过《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朝鲜半岛〈诗经〉学研究》（《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故《概要》呈现了深厚的文化史背景和精细的个案研究的结合。

    《概要》对朝鲜半岛《诗经》学诸家的介绍有一个明显特色就是从朝鲜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脉络来论述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发展。朝鲜半岛《诗经》学主要涌现于17-18世纪，因为朱子学在朝鲜半岛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朝鲜半岛《诗经》学受到朱子学强烈的影响，故很多著作是对朱熹《诗集传》的回应，既包括对《诗集传》的再度阐释，对《诗集传》义理化的延续与展开，甚至对《诗集传》的质疑。而到18世纪以后，朝鲜实学开始兴起，此种思潮也影响到对《诗经》的研究，此时的《诗经》学著作，开始回归《诗经》文本，注重对《诗经》具体的章句训诂。到18、19世纪以降，朝鲜半岛《诗经》学又呈现出复归汉代《诗经》学传统的研究趋向。从此学术史背景出发，才能看到朝鲜半岛《诗经》学发展的要义所在。

    《概要》在论述朝鲜半岛《诗经》学时始终秉持着东亚的视角，注意与中国《诗经》学的比较。作者发现，朱熹所作的《诗集传》虽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只是《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不是整个中国《诗经》学发展的主流；但在朝鲜半岛，《诗集传》拥有比在中国更为尊崇的地位，故而“朝鲜半岛《诗经》研究以尊奉、阐释《诗集传》为主要特色，并呈现出义理化的研究倾向，此种单一的学术构型与复杂多样的中国《诗经》学相异”（《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朝鲜半岛〈诗经〉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作者从东亚《诗经》学的视角出发，发现诸多中朝《诗经》学异中有同的现象，如朝鲜17世纪学者朴世堂是朝鲜半岛最先关注三家诗的学者，他“力破前人解《诗》之迷障，一以文本为主，反复涵味，以意逆志，多能度越考据与义理而直透本旨。此种解《诗》方法，与姚际恒之《诗经通论》有不谋而合处，异域同调，值得玩味”（页146）。朝鲜18世纪学者李瀷重视《诗经》的名物训诂研究，从而“在《诗经疾书》中传达了与清朝学风相呼应的学术品格”（页158）。当时，能够得出这些结论与作者对清代《诗经》学的训练有关，付星星的硕士论文即为《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2009）。

    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除了学理扎实之外，还应该可以给读者带来很多思考，并启发未来的研究。《概要》除揭橥《诗集传》在朝鲜半岛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提到朝鲜学者对《诗集传》的质疑。如朴世堂不满意朱子的性理之学，他借助汉唐《诗经》学纠正朱熹之学（页141）；朱熹《诗集传》不用《诗序》，但朴世堂指出《诗集传》亦有对《诗序》的沿袭之处，其《诗思辨录》云：“朱子尝力攻《小序》之谬，而终亦不能无循袭。如此则向之攻之者，亦五十步之类也。”（页143）这无异于挑战和消解了《诗集传》在朝鲜的独尊地位。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差不多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以发现东亚《诗经》学中都出现了批驳朱熹《诗集传》的学术思潮。如清代学者毛奇龄极诋朱子，沈德潜尝言：“西河（毛奇龄）湛深经学，著述等身，在国朝可称多文为富者。惟攻击朱子，不遗余力，至镌书若干卷，以示旗鼓，所以不得为醇儒，艺林惜之。”（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卷十一）而日本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学派”学者对《诗集传》的痛诋更是不遗余力，徂徕弟子太宰春台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朱氏诗传膏肓》的书来指斥《诗集传》：“晦庵本不知诗，其说诗也，不足道已。然其间有大纰缪者，贻学者害不少。”又说：“若晦庵者，不可与言诗也。”为何在差不多相同的时代，中日朝三国都出现了对朱熹《诗集传》批评的思潮，虽然批判的力度和用语的激烈程度，三国不尽相同，但其背后其实都有着深刻的学术史背景，如中朝对朱熹的批判主要因为朴学和实学的兴起，而日本古文辞学派批评朱子则是基于江户时代反朱子学的思潮。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通过《概要》介绍的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内容，结合东亚各国的《诗经》学文献，以《诗经》学中的专题为主轴，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出发，一定可以更深入地探索和揭示东亚《诗经》学的特质。譬如，近来有学者著文研究了中日学术史上对朱熹“淫诗”说的不同接受（参见张万民《朱熹“淫诗”说中、日接受之比较：以十七至十八世纪为中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72期，2021年1月），但没有论及朝鲜学者对“淫诗”说的态度，不能不说遗憾。我们通过《概要》一书可以发现，对朱熹“淫诗”说的检讨几乎是朝鲜半岛《诗经》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朴世堂的《诗思辨录》、李瀷的《诗经疾书》、丁若镛的《诗经讲义》都明确反对朱子的“淫诗”说，体现出难得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如果我们从东亚的总体视角出发观照对朱子“淫诗”说的不同接受，可能学术意义更值得重视。

    总而言之，《概要》一书体现了对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可贵探索，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朝鲜半岛《诗经》学的特质与要籍，同时也丰富了域外汉籍研究，有利于东亚古典学的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