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等待的那个俄罗斯人

    ■谷羽

    时间回溯到一百多年前，1907年，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来中国留学。在北京巧遇他的法国导师、汉学家沙畹，随后他陪同沙畹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学术考察，还曾途径天津，在杨柳青购买年画，为他研究中国民俗民风积累了资料。

    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这次考察之旅，从北京出发，途径天津、德州、济南、开封、洛阳、西安、太原，最后又返回北京。阿列克谢耶夫所到之处，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教育、民风民俗，以及戏剧、年画等民间艺术，均仔细观察，详加记载，为日后出版《1907年中国纪行》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俄罗斯汉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就在这本书中的第226页，1907年10月11日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日记，对中国文学有宏观考察与深入思索，并涉及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这位汉学家对李白给予崇高评价：“李白是中国诗歌的顶峰，是预言诗人，卓越的语言大师，民族的巨人。”阿列克谢耶夫接下来意味深长地写道：“李白期待着俄国文学的承认，等候着具备力量和知识、期待直视伟大诗人灵魂的译者，就像有人能够直视拜伦和歌德的灵魂一样。”

    在我看来，李白等待的那个俄罗斯译者，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托罗普采夫（1940—）。他为自己起的汉语名叫谢公，理由是他的俄语名字开头一个音节是“谢”；另外，他知道诗人李白推崇谢灵运和谢朓。

    谢公的父亲阿尔卡基·托罗普采夫是建筑师。20世纪50年代作为苏联专家来中国工作，是建造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谢公13到14岁时在北京生活过一年半，曾经到上海、西安等城市旅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接见俄罗斯援华专家与家属，参与的四十人当中就有谢公和他的夫人尼娜。谢公还代表受接见者发言。他们夫妇两人双双获得了“俄中友谊地久天长”奖章。

    谢公是莫斯科远东研究所功勋研究员。他大学就读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专业，然后又读研究生。上大学期间，曾在北京大学进修，研究生毕业后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负责商业贸易业务。几年后进入苏联科学院远东所从事科研工作。他一度研究中国电影发展史，后来从事文学翻译，译过王蒙、铁凝、残雪的小说。1984年王蒙出访莫斯科，曾到他家里做客。《苏联祭》一书当中有一篇题为《大馅饼与喀秋莎》，记述的就是王蒙访问这位翻译家的经历。谢公的女儿小名卡佳，爱称喀秋莎，那一天尼娜做了大馅饼款待客人，喀秋莎为客人唱歌弹琴，喀秋莎唱《喀秋莎》，于是有了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标题。

    从2001年开始，谢公专注于李白诗歌研究与翻译，连续出版了七本书：《书说太白》（2002）、《李白古风五十九首》（2004）、《李白山水诗》（2005）、《楚狂人李白》（2008）、《李白传》（2009）、《李白五百首诗集》（2011）和《诗仙李白传》（2014），这成为俄罗斯汉学界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

    第一本《书说太白》专为纪念诗人诞生1300周年编撰，收集了前辈汉学家撰写的文章，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李白。第二本《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一次展示了汉学家翻译中国古诗的全过程。其中每一首都逐词逐行地翻译，对典故和疑难词语给予注释。这是第一道工序，重在保证对原作语言理解的准确。第二道工序是诗化提升，重在体现原作的音韵特征：原作是五言诗，要用五音步抑扬格（或扬抑格）十个音节来对应，七言诗则要用七音步来对应——以此为原则对第一道工序的初译稿增删取舍，加工润色。

    过去汉学家和诗人合作翻译中国古诗，通常是汉学家完成第一道工序，诗人完成第二道工序；现在，谢公一个人完成这两道工序，而且比他的前辈，比如休茨基，更加严谨。休茨基往往把一行诗译成两行，在形式上距离原作较远；而阿列克谢耶夫和艾德琳翻译中国古诗，重视节奏，却不主张押韵，担心押韵会以词害意。谢公知难而进，坚持用双音节音步对应一个汉字，绝句译成四行，律诗译成八行，每行都减少四五个音节，因而更能体现汉语古诗的简洁洗练。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译者面临极大的挑战。但谢公认为汉语诗押韵，是固有的特征，译诗应该给予忠实的再现。

    著名学者尤里·索罗金（1936―2009）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撰写过一篇书评，特别赞赏谢公的等行翻译，认为他避免了译诗臃肿的弊端，体现了原作简洁凝练的风格与神韵。

    谢公用了十年工夫翻译《李白五百首诗集》，投寄出版社，屡屡碰壁，最后不得已自费出版，印数只有区区五百本。

    2006年，中国教育部授予谢公“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的表彰与鼓励。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全世界，像谢公这样集中精力、坚持不懈地翻译介绍中国大诗人李白的汉学家，毕竟屈指可数，极为罕见。2015年12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第一届“品读中国”文学翻译奖的颁奖活动，授予谢公“终身成就奖”，学界同仁公认，这确实实至名归。

    谢公尊重俄罗斯前辈汉学家，他遵循阿列克谢耶夫提出的“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结合研究，撰写学术论文。他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外籍会员，跟中国多位研究李白的专家学者保持联系，比如安旗先生、郁贤皓教授、薛天纬教授、梁森教授等，向他们咨询求教，把他们的论文翻译成俄语。他还多次来中国访问，赴陕西、四川、安徽等地进行学术考察，研究跟李白行踪有关的历史地理资料。他撰写的《诗仙李白传》能进入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名人传记丛书”，证明了这部著作的品位与质量。

    从2011年开始，我有幸跟谢公通信。从2015年开始，我们合作编选翻译中国诗歌，2017年至今已经在彼得堡许珀里翁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三本诗选俄译本：《诗国三高峰辉煌七百年》（2017）、《风的形状——中国当代诗选》（2018）、《李清照诗词选》（2020）。如今，《欧阳修词》和《苏轼诗词100首》也列入了出版社的选题计划，《李白诗五百首》修订稿有望近期再版。

    重温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个世纪之前的论述与呼唤，我认为，谢公就是李白等待的那位俄罗斯人。他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具备了翻译李白诗的力量和学识，敢于直视大诗人李白的灵魂。他为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默默作出了重大奉献。

    2006年4月，谢公在四川江油参加李白国际文化节时，应邀用汉语和俄语写了一句话：“李白是我的最爱！ Ли Бо—Мой самый

    любимый поэт

    ”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挚语言，凝聚着谢公多年的心血与感触！

    他的译作《李白诗五百首》和他撰写的《诗仙李白传》，是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的丰碑，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两部译著能帮助更多俄罗斯读者认识李白、了解李白、阅读李白诗歌。就像中国许多读者喜爱普希金、阅读普希金一样，我相信，俄罗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李白，喜欢聆听他激情浪漫、恢弘大气、天籁一般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