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体式说宋朝

    首先，说说自己在治史历程中的心径转换。

    我是1977年通过刚恢复的高考才进入专业学习的。由于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的十年，当年“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古今多少事·代序》）。也就是说，入行之际，我就决心以史学作为终生的志业。我的专业是宋史，作为最先着手的学术专著，那册《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呈献了我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初步尝试与最终失败的全部思考”（三版题记）。治史四十余年，我虽也出过十余种著作，但一来不限于宋史范围，二来不投合考核标准，与前辈大家和当世先进相比，在宋史领域，我的专著有限，专业论文的数量也不算多，这是无以为辞的。在我退出现行科研体制之时，也有过如何继续以史学为志业的思考，开始质疑那些为应付体制考核而拼凑的少有新见的专著与论文，究竟能拥有多少读者，发挥多大功用。下面这段话也许蕴涵着我当年的思考：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毫无疑问，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表达敬意。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更有必要让当今全体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敬畏历史·自序》）

    我当年之所以将自己的历史随笔集取名《敬畏历史》，也有意在延伸史学学术功能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弘扬史学的社会功能。在那篇《自序》里，我还强调：

    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正如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蕴涵着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是史家所秉持的当代意识的一种投射。

    我认为，经过专业训练兼具时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即便在远离现实的宋史领域，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于是，这十余年来，我虽然也写过几篇正儿八经的专业论文，但更多投入历史（尤其宋史）走向社会的普及工作。相比那些只有少数圈内人查阅的窄而专的论文，倘若能让社会大众真实了解两宋史的繁荣与风雅、是非与曲折，不也自有其价值与意义吗？

    承蒙中华书局多年来关爱，邀我搜辑旧文，编为新帙，这才有了这册《从中州到钱塘》。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书名。现在，书业界为追求书名能抓人眼球，也许超过为新生亲娃的命名。我近年也一再为新作取名，在拿捏与推敲书名上，简直快被逼疯。就说这册新著吧，想过几个书名，但都因不亮眼而淘汰出局。斟酌再三，只能偷古人的，既然入集的都是两宋史文章，便联想到宋词名篇里那些人所尽知的名句。

    首先想到是李清照《永遇乐》下阙首句：“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建炎南渡后女词人追忆北宋汴京元宵盛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处九州正中而得名。广义上说，“中州”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狭义上说，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称把自撰北宋史题名《东都事略》，就是以“东都”指代北宋的。“中州”当然也可用以称呼北宋。当然，北宋并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无比怀念的宣和年间来说，隐藏在香车宝马虚假表象的背后，有几个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渐逼近的靖康之变呢！

    其次想到的是柳永《望海潮》开篇那句：“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原是秦朝设立的古县，后代诗文典故都用来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高宗名义上仍称其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实质上就将其当作货真价实的都城。准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钱塘”当然也能代称南宋都城，进而兼指整个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刘一清有部史料笔记即名《钱塘遗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既然刘一清以钱塘概称南宋，我何妨借来指涉本书说及的南宋史呢。

    《钱塘遗事》有作者题识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乐主义求和派的个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来，却有其合理性。（详见拙文《江南最忆是杭州》，载《江南纪》，学林出版社，2020年）南宋的症结在于，宋高宗一手打造了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在政治上从北宋急遽倒退，这也是观我是书而“不能无所感”的。

    总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钱塘”隐括南宋史，删去“盛日”与“遗事”乃至“繁华”之类含有褒贬色彩的评价，《从中州到钱塘》的书名也还算切题。至于副题《说宋朝》，则与《细说宋朝》有关。在我的著作中，此书印数最多，影响也大些，但旨在述论宋辽夏金的历史概貌；而本书只从两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现象、制度或专题切入，试图作进一步叙述或议论，兼之诸文作年多在其后，故不妨视为更换体式再说宋朝。

    对我来说，本书是学术论文外宋史文章的全面结集。盘点全书内容，涵盖两宋史诸多方面，为便阅读，根据论题略分四辑。第一辑《大势追踪》按北宋立国到南宋覆亡的轨迹论说政治史变迁中的若干要事，或能勾画出两宋大势。第二辑《人物留真》入选的既有君主，也有将相，有大学者，也有小人物，以正面肖像或侧面剪影再现两宋史的细节或面相。第三辑《文化掠影》包括太学生运动、科举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宋学思想、民间宗教、民族意识与文学艺术等领域，尝鼎一脔，其庶几乎？第四辑《朝代纵论》是对通贯两宋史的若干大问题的放言纵论或激浊扬清，主题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态、监察制度、流言管控、民族关系与“中国模式”等等，作为两宋史总论，既是重点所在，更有感兴存焉。

    白居易在《致元九书》里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史家落笔当然也应有其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注，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我的文章说不上“为时而著”，但也颇有应时激发之作，例如《宋代的流言与管控》就写在2020年初春流言四起而莫衷一是的疫情汹涌之际。

    既然面向大众再说宋朝，我力图说出点己见与新意。针对当前历史写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三句话：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展开来说，就是阐释必须契合历史实相，论断必须坚守现代价值，写作必须顾及阅读兴趣。这册新书是否达到了这一鹄的，付印之际，忐忑期待读者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