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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7月07日 星期三

    换一种体式说宋朝

    虞云国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7月07日   16 版)

        《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虞云国著,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首先,说说自己在治史历程中的心径转换。

        我是1977年通过刚恢复的高考才进入专业学习的。由于经历过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的十年,当年“渴求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反思,明显压倒了对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终于决定报考历史专业”(《古今多少事·代序》)。也就是说,入行之际,我就决心以史学作为终生的志业。我的专业是宋史,作为最先着手的学术专著,那册《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呈献了我对中国历史上分权制衡初步尝试与最终失败的全部思考”(三版题记)。治史四十余年,我虽也出过十余种著作,但一来不限于宋史范围,二来不投合考核标准,与前辈大家和当世先进相比,在宋史领域,我的专著有限,专业论文的数量也不算多,这是无以为辞的。在我退出现行科研体制之时,也有过如何继续以史学为志业的思考,开始质疑那些为应付体制考核而拼凑的少有新见的专著与论文,究竟能拥有多少读者,发挥多大功用。下面这段话也许蕴涵着我当年的思考:

        历史学何用?对每个历史从业者而言,都是一个不断自诘与再三请教的命题。毫无疑问,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推动力,而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的学术功能是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应该向史学前沿研究提供条件,表达敬意。而史学的社会功能则是其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社会更有必要让当今全体国民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敬畏历史·自序》)

        我当年之所以将自己的历史随笔集取名《敬畏历史》,也有意在延伸史学学术功能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弘扬史学的社会功能。在那篇《自序》里,我还强调:

        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正如波普尔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的解释无可避免地蕴涵着历史学家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这是史家所秉持的当代意识的一种投射。

        我认为,经过专业训练兼具时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即便在远离现实的宋史领域,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视角与价值评判”。于是,这十余年来,我虽然也写过几篇正儿八经的专业论文,但更多投入历史(尤其宋史)走向社会的普及工作。相比那些只有少数圈内人查阅的窄而专的论文,倘若能让社会大众真实了解两宋史的繁荣与风雅、是非与曲折,不也自有其价值与意义吗?

        承蒙中华书局多年来关爱,邀我搜辑旧文,编为新帙,这才有了这册《从中州到钱塘》。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书名。现在,书业界为追求书名能抓人眼球,也许超过为新生亲娃的命名。我近年也一再为新作取名,在拿捏与推敲书名上,简直快被逼疯。就说这册新著吧,想过几个书名,但都因不亮眼而淘汰出局。斟酌再三,只能偷古人的,既然入集的都是两宋史文章,便联想到宋词名篇里那些人所尽知的名句。

        首先想到是李清照《永遇乐》下阙首句:“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建炎南渡后女词人追忆北宋汴京元宵盛景的名作。“中州”原指豫州,因其地处九州正中而得名。广义上说,“中州”可以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狭义上说,特指北宋都城汴京。汴京既然作为都城,也能兼指在此建都的北宋,南宋史家王称把自撰北宋史题名《东都事略》,就是以“东都”指代北宋的。“中州”当然也可用以称呼北宋。当然,北宋并非都是“盛日”,就拿李清照无比怀念的宣和年间来说,隐藏在香车宝马虚假表象的背后,有几个清醒者能未卜先知那日渐逼近的靖康之变呢!

        其次想到的是柳永《望海潮》开篇那句:“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钱塘”,原是秦朝设立的古县,后代诗文典故都用来借指杭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升为临安府。宋高宗名义上仍称其为行在,以示不忘中原失地,实质上就将其当作货真价实的都城。准照“中州”借喻北宋都城之例,“钱塘”当然也能代称南宋都城,进而兼指整个南宋。宋元易代不久,刘一清有部史料笔记即名《钱塘遗事》。《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说:“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纪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宁四朝,所载颇略;理、度以后,叙录最详。”既然刘一清以钱塘概称南宋,我何妨借来指涉本书说及的南宋史呢。

        《钱塘遗事》有作者题识云:“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余,视天下事于度外,卒至丧师误主,纳土卖国,可为长叹惜也。观是书不能无所感云。”倘若不追究宋高宗有享乐主义求和派的个人考量,南宋建都杭州比起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来,却有其合理性。(详见拙文《江南最忆是杭州》,载《江南纪》,学林出版社,2020年)南宋的症结在于,宋高宗一手打造了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在政治上从北宋急遽倒退,这也是观我是书而“不能无所感”的。

        总之,借“中州”喻指北宋史,借“钱塘”隐括南宋史,删去“盛日”与“遗事”乃至“繁华”之类含有褒贬色彩的评价,《从中州到钱塘》的书名也还算切题。至于副题《说宋朝》,则与《细说宋朝》有关。在我的著作中,此书印数最多,影响也大些,但旨在述论宋辽夏金的历史概貌;而本书只从两宋史上某些事件、人物、现象、制度或专题切入,试图作进一步叙述或议论,兼之诸文作年多在其后,故不妨视为更换体式再说宋朝。

        对我来说,本书是学术论文外宋史文章的全面结集。盘点全书内容,涵盖两宋史诸多方面,为便阅读,根据论题略分四辑。第一辑《大势追踪》按北宋立国到南宋覆亡的轨迹论说政治史变迁中的若干要事,或能勾画出两宋大势。第二辑《人物留真》入选的既有君主,也有将相,有大学者,也有小人物,以正面肖像或侧面剪影再现两宋史的细节或面相。第三辑《文化掠影》包括太学生运动、科举制度、科学技术、社会风俗、宋学思想、民间宗教、民族意识与文学艺术等领域,尝鼎一脔,其庶几乎?第四辑《朝代纵论》是对通贯两宋史的若干大问题的放言纵论或激浊扬清,主题涉及祖宗家法、政治生态、监察制度、流言管控、民族关系与“中国模式”等等,作为两宋史总论,既是重点所在,更有感兴存焉。

        白居易在《致元九书》里喊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史家落笔当然也应有其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注,所谓“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是也。我的文章说不上“为时而著”,但也颇有应时激发之作,例如《宋代的流言与管控》就写在2020年初春流言四起而莫衷一是的疫情汹涌之际。

        既然面向大众再说宋朝,我力图说出点己见与新意。针对当前历史写作,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三句话:贴着历史说,揣着良知讲,记着读者写。展开来说,就是阐释必须契合历史实相,论断必须坚守现代价值,写作必须顾及阅读兴趣。这册新书是否达到了这一鹄的,付印之际,忐忑期待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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