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史负责，为读者着想

    近来中华书局出版了《项楚学术文集》，装帧典雅、印制精美。锁线装订，每页都能打开，且打开后不会自动闭合。用纸也甚好，用钢笔划不会泅，用铅笔写不会滑。更难得的是，文集整理的理念和做法深获我心。《编校后记》称“项先生提出尽量保持原书面貌而不作大的变动，一方面避免因重新编排而产生错漏，另一方面也方便读者或整体或有选择地购买阅读”。这是既为学术史考虑，又为读者着想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已刊学术论著，特别是论文编入集子时，最好不要一改再改；即使有了新资料、新想法，也要用适当的方式加以说明，而不是直接改动。这一方面保持了学术史的原貌，使商榷者不至无的放矢；同时，也方便了后学者对学术史的梳理。这方面处理得最好的，我想到的是裘锡圭先生。他在编集自己的《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时，特别说明：“编集时，基本上保持各篇文章的原貌。如有需要说明的问题或应该补充的资料，一般写在外加括号插入文内的‘编按’或附于文末的‘编校追记’中。”如果在编集时，随意修订，无疑会给后学梳理学术史增加很大麻烦——二十年前的文章，表

    达的却是二十年后的新认识。

    为读者着想，更是充分体量到了像我这样好买书却又异常吝啬的人的心情。当年上海古籍社出版项先生《敦煌文学丛考》时，我还是在校的学生，感觉此书定价颇贵，想耗一耗，等遇到折价时再购。不料，一晃，就很难再遇（毕竟仅印了1800册）。有了孔夫子的平台，寻书方便了，但想捡漏却更加不易。2003年商务出版其《柱马书屋存稿》，当年即幸运偶遇五五折而购得。此次出版文集，完全可以将已收入《柱马屋存稿》的文章，与尚未结集出版过的《柱马屋存稿二编》合为一册印行（两本书相合，分量大约与《敦煌文学丛考》相当吧）。但仍各自成册，这就使像我这样已购得《柱马屋存稿》的读者，只需补配《二编》即可；同时，另购《敦煌文学丛考》更能稍慰当年未能购得上古本的遗憾。这样为读者打算的作法，在近年的出版界，可称绝响。这很有当年影印《永乐大典》的遗风——1960年中华书局曾线装影印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大典》残本七百三十卷；1984年出版精装十册本，其中新增六十七卷。为了方便此前购置过线装本的读者可以配齐，特又将此新增部分“仍印制红黑套印线装本”（《重印说

    明》），共两函二十册，与精装十册本并行。现在重印书，大概不会想到此前读者曾经买过其中一部分这回事了吧。甚至同一部书中的不同册，因前后出版拖了若干年，每一册的印数都不相同。甚至有出到半截，便整套定价推出；以前购得者，便成鸡肋。当然，如果在这套文集所收的每本书的后面，能针对这本书此前的出版情况作一说明，就更加完美，特别是对一些一版再版的书。另外，项先生研究的重点是语词考释。如果能编一涵盖全书的语词索引，应该是很有用的吧。

    整理当代学术论著，也应秉持整旧如旧的原则。《顾随全集·出版说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称：

    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与今天的文字规范用法有较大差异，如当时用“皮气”，今天用“脾气”；当时用“卤莽”，今天用“鲁莽”；当时用“担搁”，今天用“耽搁”；当时用“计画”，今天用“计划”；当时用“了草”，今天用“潦草”；当时用“孤负”，今天用“辜负”，等等。现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对这些文字逐一进行了规范处理。

    这个整理原则是大可商榷的。举的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些词汇是先有

    语言、后有相应的文字来表示对应的意思。这样的规范和统一，一是抹煞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又让几十年前的人用现在所谓规范的用字，予人以时空倒错之感。倘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整理诸如《朱子语类》，我们大概就不知道朱熹是生活在哪个时代了。好在研究语言的学者，不会使用这个整理本作为依据。

    对整理文史著作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用现在通行的古籍点校整理本，来核校此前论著的引文。时下甚至整理清人的论著，也要用现在通行的本子如点校本廿四史来核校引文。这是过度整理，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比如，清人所使用的，可能是监本或汲古阁本；同时，他们往往引用大意，甚至为通顺起见，用自己的话加以概述或勾连，我们如何能用点校本去核校呢？点校整理本，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得用的本子，并不是说，只能使用它。我们应当把点校整理视作该书的一种研究成果，如句读、如施划专名线等。如果作者在征引时，能保证自己对所引用者理解无误、且无足以动摇其结论的重要异文，那也完全可以不使用点校本；或者对相关文句用点校本加以查核，而不必

    非引用点校本。《项楚学术文集·编校后记》于此特别加以说明：“在校核引用文献的过程中，如无特别需要，我们尽量采用项先生当年所用的版本。”并举了《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称前者乃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径山寺百二十卷本，后者仍用日本影印福州东禅寺崇宁藏本，而没有使用通行的点校本或大正藏本。当然，也有一些变通，比如《云溪友议》，项先生既引用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排印本，又有引用了《稗海》本。如果不作统一，就需要在相应的每篇文章中标明各自所依据的版本。这就很麻烦。为避免这个麻烦吧，此次文集统一成了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这个变通是可取的。

    我想，整理古人论著中的引据，如果与通行本有实质差异，应出注说明，不应据现在通行的整理点校本作改动；整理现代学者论著，也要尽可能以作者所使用者为依据，进行核校，避免用现在通行点校整理本，来替换、统一、规范此前的引文。这一点，实在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要“整旧如旧”，不要过度整理。即使引文有错，那也是作者的错，也是常有的事。把作者

    的错误修删殆尽，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篡改，特别是作者已故时。

    得益于项先生为读者着想的善意，成全了我所收集的项先生论著的百衲本样貌。《敦煌文学丛考》《柱马屋存稿二编》，乃中华此次所出文集本；《柱马书屋存稿》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梵志诗校注》乃上海古籍1991年版（托朋友于2002年五月费55元购于敦煌），《寒山诗注》是中华2000年版（次年十月以半价购于太庙书市），《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系巴蜀书社2000年版（次年杪以半价得于北大书摊）。《敦煌变文选注》最有趣，1995年9月即于琉璃厂12元（卖家仅减0.15元）购得巴蜀书社1989年版；后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增订本，分上下两册，正在纠结时，2011年末偶于北师大对过盛世情书店遇下册，花四十元购下，颇有讨一大便宜之快（因版权页在上册，迄今我仍不知此书印刷于哪年。“下篇”扉页编一该册目录，极便查阅），这也是受惠于项先生将一册增订为两册时，分割之明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