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营国》：穿越时空的古都

    在人类文明史上，发生过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城市的出现堪称是里程碑中的里程碑。因为其与单一事件不同，城市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一经形成，又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等等。人创造了城市，城市又不断塑造着人。所以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高度评价城市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古代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惟一没有中断历史与文化的国度，因而中国的古代都城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而且在时间的迁流中不断重生并显出新的光彩。了解这些古都的历史，对于了解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增加民族自信心，以及如何更好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历史遗存的关系，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最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就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古都历史的著作。该书以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视角，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重点叙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国都的确立与迁移、城郭形态的演变、都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与经济、城市与交通、城市与中外交流等等情况。其篇幅虽然不大，但视域宏阔，阐述精当，文字晓畅，是一本难得的优秀通俗历史读物。读此书，可窥中国古代先人之不凡心法，可察中华传统文化之历久弥新，启发良多。

    一

    从《匠人营国》一书中可以获知，中国最早的城市雏形或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文献有神农时“石城二仞，汤池百步”，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等等记载，虽未必是确实的信息，但当代考古发现已间接证明那并非是纯粹的传说。在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发掘出的诸多城址，从时间上看都属于那个时期。夏商之时，在中华文明中心地带的河洛地区，一些著名的都城，如毫、隞、相城等相继形成，长江流域也出现了不少城市，这些已为考古发现所证明。西周由于王室推崇“大聚”，因此各诸侯纷纷兴筑大城。及至春秋战国，更掀起了修城的高潮。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改西周的分封制而为郡县制，把中国筑城史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汉继秦制，令天下广筑城邑，因而西至河西地区，东到沿海，南到岭南，北抵阴山，均出现了大量的城市。

    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各民族的城市起源都有这样一些共性：首先是人口的增长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聚居互通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部族之争与阶级之分化，进一步推动了修城筑邑的趋势。因此，城市最早、最主要的两大功能：一是军事防御，二是经济贸易。因此古籍中多有“筑城以卫国，造郭以守民”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之载。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城邦国家中，这两方面的功能可能体现得更为充分。而中国由于地理位置和国家形态的不同，城市的类型和功能就表现得更为丰富，如作为国都的都城与作为郡县的城邑，无论在规模和规制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

    对于城市的功能或特征，不同领域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认知，但总体上并不矛盾。从不同角度看待和分析，更有助于深化对城市的认识。这一点，《匠人营国》采众家之说，作了很好的比较分析。

    二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等著作中，从大河文明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性。有些学者认为其过多强调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不惟有合理的因素，而且是比较深刻的见解。以中国古都的确定和迁移为例，地理环境在塑造与延续中央集权制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匠人营国》一书有着十分具体的分析。

    张晓虹教授指出：“一个王朝建立之后，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便是确定政治中心，也就是确定首都应该布局在疆域的什么位置。从宏观层面，首都应该要位于国家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控制整个疆域，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所作的战略考量，可以概括为“控内御外”。具体到微观层面，历代王朝的建都则要充分考虑地理、经济等因素，地理上应“易守难攻”，经济上应“足养万民”。《史记》载娄敬说服刘邦定都关中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楚汉相争，刘邦终得天下，因其将士多为山东人氏，人心思归，有定都洛阳之议。但娄敬认为：“秦地（指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刘邦听了深以为然，最终定都关中长安，奠定了200年西汉大一统王朝的基业。

    刘邦弃洛阳而选长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西北部的主要威胁是匈奴，长安的地理位置宜于“御外”。这是历代中央王朝一直考虑的重要问题。唐朝立国后，李世民也力排迁都山南（指终南山之南）之议，而主张定都长安，其原因之一也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威胁是突厥。明朝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都北京，其中固然有曾为燕王的情结，但更多考虑的是，北京在当时已成为控驭北方和东北的要冲，且地势险要。所谓“天子守国门”，这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算得上是一条极重要的经验。相反的教训则是，北宋迁都开封，开封尽管在当时是“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车之所凑集”的北方大都市，但因无险可守，最终被女真铁骑所败。

    与“定都”之史相伴的是迁都的历史，并产生了别具特色的“陪都”现象，这同样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脉络。张晓虹教授通过分析五大古都的确定与迁移，认为中古以前（即唐朝以前），我国的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是故早期定都与迁移主要发生这一地区，而长安—洛阳是其代表。五代以后，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点偏向东方，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发展后来居上，所以开封—南京—北京成为后起的国都代表。而随着南北交通的发展，原来由横向（即东西向）的往复迁移，演变成了纵向（即南北向）的迁移，北京则因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成为明代以后首都的不二之选。

    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综合结晶，一国一民族的古城反映了一国一民族的传统思想和智慧。如希腊的雅典卫城，其建筑规制就充分反映了古希腊的宗教、哲学与几何学成就，成为凝固的希腊文明的物证。中国的古都无疑也承载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其中突出反映的是儒家的思想与观念。

    从文献角度看，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最早提出了都城设计的理念，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提出了“国”（即国都）的建设规制和功能作用。张晓虹教授归纳分析认为：“《周礼·考工记》中明确的理想国都的设计，首先是确定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的中心。而其余的重要建筑，无论是祖（太庙）还是社（社稷坛）的空间位置都是以天子所居宫城为坐标的。都城内重要建筑的布局原则是以宫城为中心，前为处理国家大事的外朝，后为经济活动中心的市场，宗庙和社稷则分据宫城的左右两侧。城门、主要道路及居民区的布设，也是以宫城为中心对称分布。”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儒家的礼制观念，所谓“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管子·度地》）。而之所以说是“理想”的，是在历朝历代的建都过程中，因地理环境及其他因素之故，都未必能完全按此理想的设计进行建造。事实上，按张晓虹教授的分析，大约经历了近二千年，《周礼·考工记》的这一思想才最终在元大都的设计中完整地得以贯彻，并在明清都城宫群建造中得以进一步丰富。这一点，《匠人营国》一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做了详尽分析，于此不论。值得深思的是，儒家“理想”的都城，却是由一个少数民族来实现的，这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发展的历史趋势。

    除了国都之外，中国大量的地方古城与古镇也是一部丰富的历史建筑宝典，每一个单独研究起来都可写成一部厚厚的书，而按专题来考察又都是重大科研题材。如唐代的军镇、宋代的草市、明清时期诸多的江南集镇，有的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大量的还存留至今，成为活态的文明，见证着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

    由此我觉得，《匠人营国》一书在此领域仅是开了一个头，更多的成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