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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溪是我的二舅父，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徽州府歙县，原籍绩溪县。后随我的外祖父从歙县大北街“崇一学堂”迁至屯溪隆阜居住，并在休宁县万安的二师附小上学。不久，我外祖父修兹公的学生陶行知推荐他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国文。朱溪和万孚舅随外祖父一同北上，万孚在北京今是中学，朱溪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1926年朱溪高中毕业，赴北京大学文科考试，国文英文高分，但数学过低未被录取，遂在沙滩孟家大院学生公寓租房，于北大听课学习，又在中国大学注册上课，以取得毕业文凭。
朱溪在南开中学时，外祖父与舒舍予比邻而居，朱溪受老舍创作小说影响，尝试向报刊投稿发表习作，到北京后与大舅万孚一起，两人均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发表文章，以稿费解决求学与生活问题，逐渐进入了文艺界圈子，认识了刘半农刘天华弟兄，又结交了巴金沈从文等文友，并因我外祖父与胡适的交谊及表兄章衣萍的关系结识了胡适。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迁都南京，改直隶省为河北，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年轻的程朱溪参加了河北省党部工作，同时以作家、艺术学院教师、音乐家身份出现于北平社会，与其交往密切的名流有杨仲子、刘半农、刘天华、胡适、巴金、沈从文、徐悲鸿、冰心、李霁野、卞之琳、靳以等。1932年7月，朱溪与女子艺术学院毕业的潘君璧在中央公园水榭结婚。
在此期间，朱溪夫妇都有了工作，分别于党部、高校、故宫、女师等部门上班，且朱溪于文艺创作方面日益出名，当时的《大公报》《国闻周报》和南方的《东方杂志》是朱溪发表小说（以抗日题材为主）的报刊。当时稿费明显偏高，一晚上写成的小说即有稿费38元（1933年《东方杂志》11月《绞》）。而朱溪夫妇的家用账本从1933年6月21日至1934年6月30日，跨时两年。在前后是否记存另册，无可考证。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屯溪珠里旧宅财物流散，朱溪万孚历年寄老家保存的书信书籍文稿资料均失散于社会。屯溪市林业局的黟县人李之元于屯溪老大桥地摊上发现一批书信书籍资料，嗜书如命的他购而携归，发现这是有价值的书信材料，苦于不知主人公与后人下落。直到1994年初，李君在林业局同事洪余智（我的世交）家中发现我赠洪《银针集》中有“悼念沈从文先生”一文，才找到这批书信文稿的主人，与我取得联系后，李之元将这批资料，除书籍外，全都寄赠西宁我处，目睹久违的上世纪30年代长辈们书信日记账本和沈从文致朱溪信函等，大喜过望。
有了这批资料，我联系上沈从文次子虎雏，并整理写出了《30年代前后沈从文与程万孚程朱溪兄弟书信钩沉》《程万孚70多年前留学法国见闻录》等有关人文考古文字，并且逐步深入发掘，钻研，其中这册日常家用账本记录了朱溪与文友巴金、沈从文、卞之琳、李霁野、靳以等聚餐、购书、看电影等系列活动，留下了这些文学大师早期活动的痕迹。由于我拥有众多30年代大都市的资料，加上我因购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杂稿》《文化古城旧事》《北京四合院》等著作而认识了邓云乡先生，所以通过在沪打文化工的文友袁诹，了解到云乡先生在沪住址，将有关材料复印寄给了邓先生，很快获复。1997年秋，我从西宁赴沪，专程去延吉新村4幢38号501室拜访了云乡先生，时邓师母已弃世，他独居一室，与我做上下古今畅谈，我比他小3岁，经历大致相同，学识上我当然差之甚远，但对社会生活、学校春秋、人文经历却颇为熟悉，见面谈到午后，才去小饭店吃了午餐，回住处继续又谈，到近黄昏才握手告别，在楼下请人合照了几幅照片，抱着他签名送我的几本书，依依而别，孰知这就是永诀！三年后云乡先生突然病殁，袁诹告我噩耗，时我悲从中来。只有其书法：“端阳节令江南好，五月清明更可思。六十年前榴火里，沧桑无奈记曩时！其伟先生自西宁赐寄其收藏之六十余年前旧札抄件，京华旧事足资印证，弥可珍也。丁丑端阳邓云乡。”一手秀丽遒劲的行楷和充满情意的七律，挂在壁上，成为永久的纪念品。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宋广波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秦素银两位研究员与我联系，邀我赴京参观展品。翌年，我与老伴同赴北京，晤谈甚欢。宋秦两人得悉我保存有朱溪夫妇30年代33-34年间北平生活家用明细账册，极力劝我整理出来，通过正式报刊发表，使之成为经济领域研究文献，否则湮没于时间的汪洋里，那就太可惜了。因为90年前的北平，尽管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念书人，但有心情记录日用家常账者却不会很多，而记账者又大多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多久，少数坚持下来的人或马虎对待，或有头无尾，随记随弃。在极少数持之以恒者中，能幸存保存下来的账册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即使像我保存的两整年完好无损账册，经历了多少偶然性环节才得以幸免于损，所以它的存在可说是个奇迹，是社会的财富，特别是研究90年前大都市物价、商品、消费状况和居民（主要是有工作的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经济研究资料，不将它出版保存下，损失太大，无从弥补。时间又过去六七年，我又将《80（迄今90年了）年前北平故都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程朱溪夫妇的“北平家用账本”》一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而1933-34两年的家用账过于琐碎，连买了两只秋虫纺织娘0.005元也照记不误。从学术研究价值而论，越是详尽，真实性与可信度愈大。这几年我以90上下年纪，将《家用账本》原件上的数字与开支项目逐一摘抄，校对，并自费印刷成册。今年我已93岁，虽则身体状况尚可，但毕竟风烛残年了。我将力争将《家用账本》正式发表，作为研究90年前中国大都市居民经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93岁完成于西宁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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