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旭东：学术翻译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

    “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一种文明的发展，无疑会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近代的日本，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经典事例。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回顾我们的历史，外来文化对中国也有影响，但在20世纪之前，这种影响并未产生巨大冲击。20世纪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根基上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中国现代两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大概来说，一次在20世纪初的20年，另一次在20世纪末的20年。”

    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一间会议室里，已经退休多年的鲁旭东为了这次采访特意从家中赶来，和此前受访的多位译者不同的是，鲁旭东特别提出要“谈谈学术翻译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前一次的思想解放使中国摆脱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冲破了封建文化的牢笼，开始了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历程。后一次思想解放使中国摆脱了对现代性的最后抵抗，改变了排斥外来文化的做法，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两次思想解放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出现了大量翻译介绍以西方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献的热潮。这些经典为中国人的思想启蒙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中国人获得了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学到了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所没有的思想观念和知识。

    这些译著不仅向国人传播了西方思想，同时也促进了汉语的发展，汉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语法体系。同时，汉语也从以单音词为主，转变成为以复音词为主。鲁旭东说，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它使得学者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时可以创造出更丰富的术语，让翻译更为准确，这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学术翻译事业的发展。另外，更重要的是，翻译西学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治学方法，导致了中国学术思维方式的更新。“简单地说，就是学术界从过去只注重旁征博引，把圣人的经典当作判断和评价的标准的这种传统转向了更关心思想的逻辑性和论证的严密性的思维方式。”

    鲁旭东认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上看，20世纪末的这次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的热潮，是20世纪初那次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在这次引进热潮中，国内很多的出版单位、学术机构和个人都对出版大型翻译丛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并且付出了卓越的努力。“商务印书馆是这两次大规模引进西学热潮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20世纪末的西学引进热潮中十分具有代表性，尤其能体现这次引进潮的几个特点：首先，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为丰富；其次，更注重经典和学术价值；再次，编辑出版更富有系统性；最后，选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经过几代商务人以及诸多学者和译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如今，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仍在持续，至今已出版了八百多种。

    鲁旭东翻译的《科学-神学论战史》和《科学社会学》（与人合译）被收入汉译系列。这些年他在商务已经出版了七部译著，加上其他出版社出的，总字数约有四百万。能够参与汉译名著的翻译工作，在鲁旭东眼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鲁旭东的兴趣主要偏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这三个板块。1998年，他在商务出版了第一本译著《科学中的革命》。进入汉译系列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神学论战史》分别于2003年和2011年出版。而他选择翻译这两本书，是因为它们在各自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当时国内没有中译本，这两本译著的出版对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其时，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国内相关的学术资料很少，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翻译类似这种在国内刚刚开始建设的学科领域的学术著作时，鲁旭东经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有时候甚至会被一句话或者一个术语困扰很长时间。“我凭直觉意识到自己译得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我又想不明白，即使我使劲翻字典和有关的语法书，感觉语法和词句的理解好像都没问题，但还是觉得不对。”“如果就这样放下了，肯定会留下一个烂尾译文。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只能去查资料，或者是向同行请教。”但即便如此，鲁旭东还是会遭遇非常尴尬的时刻，那就是找人问了，别人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幸好当时作者默顿还在世，万般无奈的鲁旭东只好给默顿发邮件请教。那时候默顿将近90的高龄，刚刚做完手术，可是老先生非常热情，对鲁旭东的问题一丝不苟地做出了解答。这令鲁旭东非常感动。但遗憾的是，默顿于2003年过世，最终还是没能见到同年出版的《科学社会学》中译本。“他在世的时候非常希望看到中文版出版，好在他去世前已经得知自己的著作会在中国出版，而且收入中国最好的出版机构的著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鲁旭东说，这些年他跟国外的一些学者打交道，发现他们都非常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出版，毕竟，能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传播自己的著作，这是绝大多数外国学者非常开心的事情。

    翻译难，学术翻译更难，学术经典的翻译是难上加难。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翻译就是把一种文字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其实大谬不然——译者除了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词汇、语法知识和习惯表达法，还要有敏锐的语感，娴熟的中文表达能力。除了语言方面的素养，学术翻译还要求译者对专业术语，相关学科领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要有精准的判断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个逻辑思维非常重要，没有这些知识储备，译者翻译出的学术著作有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让人不知所云。好的学术译著要让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到，他们所读的是作者的思想，而不是一串串文字符号。”

    鲁旭东说，翻译是个苦差事。既然知道它难，为什么还要做？而且还坚持了几十年？他把这归因于“缘分”，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和翻译打交道，同时也受这些老一代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对学术翻译有了一种使命感。“当我看到自己喜欢的名著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与读者一起分享的冲动，而且翻译也使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使我远离躁动的现实生活，沉浸于宁静的思想世界。”鲁旭东说，和以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信息的丰富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翻译的水平也提高了很多。但是最近这些年，整个社会非常浮躁，有些人急功近利，不愿意坐冷板凳，出现了很多不合格的翻译作品，这是对思想大师们的不敬，也是对经典的糟蹋，对整个学界的风气也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些，属于鲁旭东强调的译者个人方面的“素养，以及内心的那些条件”。

    导致这种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既有译者方面的原因，也有出版社方面的原因。一些出版社只注重经济效益，盲目跟风，有的编辑根本没有编辑译文的经验，但也照样出版译著。他印象中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出版译著的出版社不多，例如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等。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出版主要集中在商务，所以长期以来商务在译著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编辑要拿着原文和译文对照，这是一般出版社做不到的，一般出版社的编辑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耐心。”在这种逆流中，商务能保持它一百多年的优秀传统，以传播人类文明为己任，坚持出版经典译著，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鲁旭东说，彻底清除学术翻译乱象，仅靠商务一家独善其身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整个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力量。劣质译著之所以泛滥，除了译者和出版社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对翻译缺乏重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译著不能列入科研成果，甚至连非常重要的学术经典的翻译也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的赞助，或者只能申请到一小部分，结果就导致了有能力翻译的人不屑于翻译，没能力的人乱翻译。高校和研究机构，尤其是相关的科研管理部门应当倡导尊重经典、重视翻译的风气，承认优秀学术翻译，特别是学术经典翻译的学术价值。鲁旭东说这一点非常重要。承认学术翻译的贡献，不能停留在口头的呼吁，而应该有相应的保障制度和奖励机制，才能吸引一些人才去做这些事情，只有尊重经典、重视翻译的风气得到弘扬，学术翻译的价值得到承认，才能从源头上拨乱反正，改变翻译质量难以保证的局面。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