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新路径

    农村是我国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地方，也是我国商品质量监管的薄弱环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国农村市场成为问题商品的“洼地”，农民的健康权受到严重威胁，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到农业的稳健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全面脱贫不能停留于经济上脱贫，还要让农民在精神面貌、社会获得感上得到满足；乡村振兴不只是农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农民幸福指数的整体大幅提升。加强对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的有效监管，对于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健康权，意义重大。李勇军副教授的专著《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多元监控法律体系研究》，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市场监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索了监管新路径，并给出了系统的监管完善方案。

    法治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法治的路径却未必同一，而应适应国情、兼顾地方性秩序。简单的路径复制未必是最有效的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过程，因此，苏力教授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尽管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这同样决定了农村的法治现代化既不能搬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也不能完全忽视农村社会实际而苛求全国统一、城乡一体。作者认为现有监管模式和监管举措大多是立足于城市相对健全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础之上，并未充分考虑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熟人社会的复杂性和农村市场的弥散分布性等因素，存在非常明显的“重城轻乡”现象，简单复制陌生人社会的治理规则或管制模式——不论是简单套用在城镇市场监管中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和监管经验，还是简单搬抄发达国家成熟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举措，都很难解决农村市场商品质量监管的难题。作者强调应立足农村社会的现实和“本土资源”去探寻监管新路径。

    基于此，作者提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应实行国家常规监管和非常规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即在尊重国家常规监管力量在农村市场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和关键作用的同时，充分利用村委会等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实践中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农村经济社会组织、村民等参与监管环节，在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监管合力，真正实现商品质量监管的“社会共治”。作者强调，强调农村经济社会组织等参与相关监管过程或监管环节，既不是要用其取代国家常规监管力量在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作用，也不是要将其发展成为相关监管部门的下级机构或派出机构，而是在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协助国家监管力量深化监管，实现国家常规监控对非常规社会监控的指导与协调，非常规社会监控对国家常规监控的补充与支持。

    市场的商品千千万，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密切度和影响力差异性却较大。一方面，农业是一个先天性的弱质产业，不仅易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而且深受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质量的影响，农民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导致颗粒无收的诉讼纠纷并不鲜见；另一方面，日益商品化的农村，农民越来越多地借助市场满足衣食住行所需，生活资料的质量关系农民的生活品质和生命健康，前有“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欣弗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山西疫苗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近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启动的为期三年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中，仅2020年10月底至2021年3月15日，各地就查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案件47664件，罚没款3.5亿元，查扣违法产品2016吨，移送公安机关808件。信息和数据说明农村市场仍然处于商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监管压力较大，根本解决非一日之功。在农村市场监管资源配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追求撒胡椒面似的面面俱到，效果自然不好。作者在整体梳理农村市场商品质量状况，分析近些年来农村市场发展新特点的同时，揭示农民在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依赖度上的变化，就农村市场的商品重要性、商品熟悉度和交易方式差异性等，提出应进行差别化监管的思路，强调根据风险的程度来确定农村市场监管的重点、方式和频次。首先，要重点加强对农民身体健康有重要影响的商品、农业生产资料及其源头和过程监管，加强对重点或集中销售场所的监管力度和频次；其次，要对线上和线下交易实行差别化监管，对网上交易实施以信用监管为中心、属地监管为抓手、惩罚性赔偿和连带相结合的特殊监管，督促平台做好“问题商品看门人”的角色。此外，作者还就农村传统商品的特殊监管提出设置缓冲期、销售地域化和质量标准化等。

    掩卷沉思，不仅能感受到作者通过充分论证所揭示的系统思考、跃然纸上的思想火花，更能感受到作者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浓浓急切。农民健康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农村市场不应成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的“短板”，经营者不能把农村市场作为低劣商品的倾销地。本书梳理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真问题，探索健全监管的新路径，意义重大且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