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更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在200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冯尔康先生延续了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就已提出的观点，明确指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不能被视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端，与之同时期的一批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民俗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等，虽然其专著和论文并没有冠以社会史之名，但却以扎扎实实的自觉性研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位中国社会史复兴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将多年研究经验总结概括成第一部中国社会史高校课程教材时的基本主张——“从研究实践讨论社会史理论”。近十余年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壮大，《中国社会史概论》中不少前瞻性的学术预见，已经累积沉潜而蔚为大观，社会史教材的更新也水到渠成。张笑川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史导论》，以前沿性、整体性、系统性、广泛性为目标，从通论与专题研究两方面梳理了中国社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具体研究议题上，新出《导论》无疑显示出深度与广度的更新迭代；而就“从研究实践展现社会史发展历程”的内在理念而言，新旧教材则是一致的。

    伴随着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关于社会史概念的定义就一直众说纷纭。《中国社会史导论》的开篇即从实践的层面对“整体史说”与“专史说”进行了辨析。前者“是社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其志可嘉，但陈义过高，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后者“进可攻、退可守，易于着手，但也会存在限于一隅、落入传统研究窠臼的危险”。冯尔康先生提出的“两者兼顾，立足专史，指向整体史”想法，也继续成为新版教材编写过程中秉持的基本理念。

    对于当前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中国社会史导论》诸位作者也有着得之于长期研究实践的心得与认识。当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遭到来自其他学科的质疑，《导论》在坚持学科本位的同时，也结合研究现状强调了学科借鉴的必要性，例如人类学在研究空间与文化上的“异域”“他者”时所传达出的疏离感意识，对于社会史研究就大有助益。至于当下聚讼纷纭的社会史研究“碎片化”之忧，《导论》铺陈海内外诸位史家的理论观点之余，着重从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实际加以辨析，指出，“我们并不能因研究能力和理论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碎片化’而去限制主题的多样化”。这再一次显示了编者对基本操作概念的信心。

    在通论性的理论梳理之外，辅之以具体的专题研究，这是新出社会史教材的常见编著体例，《中国社会史导论》也不例外。除了肩负展示中国社会史前沿领域的职责，《导论》的编者还赋予了专题研究以“研究方法的示例”之使命。社会史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视角的转换，不仅表现在研究视角的下移，更体现为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的本质革新。视角的转换，既生发出新的研究领域，也拓展了传统史学的解读空间。对宋代以降赋役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专章梳理表明，在我们讨论县以下基层社会制度演变时，即便是以“资治”为己任的习见传世文献也能提供丰富的社会史研究素材。在欧洲“发现儿童”的思想启迪之下，我们虽不能复原中国历史上的儿童，但借助于知识社会史、观念史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历史时期的儿童观念以及童蒙教育得以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议题。

    无论是开创之始，还是复兴以来，与国际史学发展趋势保持同步就一直内化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讨之中。随着近年来对海外研究著作的持续译介，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全球史视野的自觉也体现于《中国社会史导论》的诸篇章。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持续发展，不仅体现在历时层面的代际传承，也表现在共时维度的百花齐放。我们期待更多“立足区域，指向整体”的中国社会史教材的出现，共同在实践中见证不断更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