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哲学家的通俗历史写作

    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来，中国古典史学就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秉笔直书、无隐无犯的传统。如实地记录历史的真相，恰如其分地还原历史的细节，乃是史家的首要素质；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掘真相与细节，也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专门技艺。二是褒贬是非、奖善惩恶的传统。历史学家需要透过芜杂的历史表象，把捉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并用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哲学来重新观照、评价、诠释历史。

    前一项传统奠定了史学的“地平线”，后一项传统则标识了史学的“天际线”。向来被视为良史者，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是“顶天立地”的作品。一些未能兼美的著作，如胡宏《皇王大纪》将历史当作思想的注脚加以任意裁剪，后人并不将其看作严谨的史书。又如历代起居注、实录一类，细节记载固然丰富，但缺少了历史哲学的维度，也只能成为后世书写、研究的“原料”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现代历史学科的发展，在视野上已经跳出了传统伦理史学的藩篱，在细节研究上更是超迈古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认知。但也必须承认，当前的主流风尚是专精而非博洽。学者们专注于高度碎片化、专业化的研究手法，却无意于从事实世界跨越到意义世界。很多细节被发现并精心编构在一起，但却不足以带来一种体系化的历史知识，其背后的历史哲学也晦暗难明。这一现状无疑妨碍了大众对历史著作的接受。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历史研究与大众阅读重新结合起来，成为学界、出版界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

    王立新教授的本业是哲学，但在文学和历史上都有自己的见解。他没有敛才就范、落入碎片化书写的俗套，而是“真正解放了自己的才华”（韦政通先生语），用文学的笔调、史学的严谨、哲学的睿思，写出《建宋：赵匡胤的奋斗》一书。

    作者从历史文献中披沙拣金，益之以合理的想象，将宋代初年的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文化史，统统结合赵匡胤的个人生命史加以叙述。通过赵匡胤的眼，一个个场景，一个个人物，一桩桩史事，都从历史深处活了过来，自动联接在一起，复杂而不芜乱，鲜活而不散漫。读者将跟随赵匡胤，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去感受他的困惑、恐惧、克制，去体验他的亨通、畅达、辉煌，去探索一个下级军官是如何成为一代开国明君的，去了解他所缔造的赵宋王朝是如何将文治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的。

    王立新教授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业。故事讲到妙处，他常常会跳出场来告诉读者，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究竟产生了何种历史意义。譬如他评价赵匡胤不流血地实现了政权更替，说：“只有在‘陈桥兵变’这次夺权的政变中，才真正透露出了一点人性善的光辉。”又如谈到赵匡胤所创立的文官政治制度，固然誉之为“大宋朝贡献给后世中国、东亚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伟大智慧”，但也强调“这一切制度的建立……都是被时势和情势追迫得夜不成寐，临时想出来的一点办法”。类似的议论总是伴随着史事的叙述而展开，不虚玄，不深奥，仔细赏玩，却可以发现其严肃内涵。要言之，王立新是站在孔孟所开辟的、到王船山臻于成熟的“人性史”哲学立场上，灌注以鲜明的现代意识，来重新诠释、评价历史的。

    一个哲学教授，用一种文学的笔调，写了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力图实现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这样的人是通人，这样的书是通书。资深文化传媒学者柳理说，王立新教授“哲学家以小说、评书方式讲历史”，实在确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