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日记中的五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强调应当从建党前的五四运动来“说明共产党的前身”。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关系，那就是：五四运动为中共建党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1919年的“爝火”助燃了1921年的“洪炉”。

    在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中，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参与，并深受影响，参与方式和所受影响各各不同。但在简明的、宏大的、集体的五四运动书写中，我们很难看到这些丰富的、具体的、个人的五四运动经验。新近出版的《烈士日记中的五四》基于新鲜的日记史料，书写了“个人的五四运动史”。具体而言，该书讲述了恽代英、应修人、汪寿华三名后来的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和思想，从个体的视角还原了五四运动的真实情形，也呈现了五四运动如何为中共建党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之时，恽代英正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教务主任。从五月五四事件消息传来到十一月福州事件再起波澜，长达多半年的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中，几乎每一个事件，恽代英都或深或浅地参与其中。恽代英被人们称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然而，通过作者对他的日记的解读，我们可以知道，恽代英“领导和组织”运动的方式并不是公开的、直接的，更多的是幕后的、间接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教师”的身份限制，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中，作为“教师”的他自然不便突出在运动的“台前”，更多的是隐身在运动的“幕后”，给运动以“协助”和“指导”。而这种“幕后工作”主要通过他的文笔来实现的。运动期间他笔走龙蛇，撰写了大量文章，特别是代表学生撰写了一些发抒学生集体声音的宣言、电文、声明、意见书等，这是他参与运动的主要方式。

    从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运动中，恽代英并非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热烈而激进的人。他有“热烈”之一面，更有“理性”之一面，他不走极端，不主冒险；他有“理想”之一面，更有“务实”之一面，他主张“顺其自然”，不做“事实上做不到之事”。对于学生运动，他也并非一味简单地、无条件地支持。

    1919年的应修人在上海福源钱庄负责账房和信函工作。作为一个银行小职员，迫于职业和生计之限制，他无法像普通的学生那样无拘无束、全心全力地投入到五四运动的第一线。但他在思想上同情和认可五四运动，积极组织“救国十人团”并捐款以支持学生运动。除此以外，他还订阅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各种报刊，关注着运动的进展，在“精神上”参与五四运动。

    在钱庄工作的应修人，虽然饱暖无忧，但他并没不满足于此。他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的衰敝破败，发乎其内心之同情，怀抱“修己以安人”的志向，1919年，他决心辞别商界，投身农业，改良农村，造福农民。为此，他积极行动，排除阻力，说服父母，提出辞呈，然在最后之当口，因家庭之变故，又不得不重返职场。从此一事件可以看出，关注农村问题，并为农民谋福利，是他的奋斗目标，而这与他日后的政治选择有着相似的逻辑。

    应修人是以白话诗而留名文学史的。1919年的应修人的兴趣虽然并不在文学上，但并不是说他就与文学无缘。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受五四运动中“文学革命”的启发和感染，赞同、承认白话的价值，并尝试使用白话通信、作文和作诗。这可以说是应修人的“前文学活动”。

    通过对1919年应修人日记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在五四运动中的个人参与，一个有为青年立志改造农村的热情和决心，一个文学爱好者在文学创作上的起步。

    1919年的汪寿华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求学。虽然他在该年总共只记了31天日记，特别是五四运动最关键的五、六月份，他的日记付之阙如，但我们仍能从他那并不丰富的日记中看出，在这所注重新思想、新文化，具有革新精神的学校里，他的学习、生活、思考和志向。

    受当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的影响，他认识到当时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列强的压迫，而在于自己的“无能”。他明白到中国真正的弱点，在于无“学问”，并因此而决心努力向学，以来“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他能以新眼光对中国的旧思想、旧文化作出合理的批判。在他的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1919年秋季学期，经亨颐执掌的一师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陈望道等“四大金刚”在学校推行白话文和改革国文教育，以及一师先生们进行的“以学生主动为标准”的教学改革。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新思想和学校新气象如何把一个青年塑造成一个“新人”。

    数年后，恽代英、应修人、汪寿华这些五四青年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并最终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光荣牺牲。

    1931年4月29日，36岁的“青年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因顾顺章的叛变在南京被枪杀；1933年5月14日，33岁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在上海与特务搏斗时坠楼牺牲；1927年4月12日，26岁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上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被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