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有书，是不可思议的快乐

    您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戏曲、明清文学与文献，是否研究领域相关的书读得最多？

    杜桂萍：是的。平时有教学工作，每年有进行中的科研项目，都是这些领域的，只能以读研究领域相关的书为主。似乎这些书都读不完。偶尔也读一些其他的书，以经典作品重读为主，比如这一年来读了《围城》（钱锺书）、《荆棘鸟》（考琳·麦卡洛），也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作品。我还将电视剧《围城》与原著进行了对读（看），深叹作者对人物把握之精准和洞察人生之细密。当年电视剧《围城》上演，争议颇多，对比如今一些作品的虚假、做作、浅薄，《围城》电视剧的价值确实应该高估。我经常设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敢于重拍《围城》，并能真正理解钱锺书及其笔下的大小人物呢？动乱的时代给了人性展演的机会，可是人性也推动了一个个大大小小动乱的形成，这是一个多么别致的日常的人性景观，发现并揭示这一切多么有意义。

    除了做学问，您个人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杜桂萍：喜欢读知识和哲理兼具的美文。我是1981年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概都有一个作家梦，我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奢侈的想法选择了中文系。如今看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曾经的梦想那么朴素，又无比珍贵，留下了依然可供瞻仰的青春记忆，潜隐其中的那份激荡家国情感的力量亦历久而更见热诚。很多人最后都与作家梦渐行渐远，我也是，不过爱读文学作品的习惯保持了多年。最近二十年读作品越来越少了，当然好作品也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挤压、磨损了这个爱好。网络时代，避免不了碎片化的阅读，尽可能选择一些我所理解的“美文”，阅读时的心、情也力求一如年轻时。多是一些短的篇什，漫无目的，随心随性，身心俱疲时甚至期待一种自我疗救的功能。也读一些有学术含量又具备美文特质的学术随笔，比如最近在读的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非常喜欢。

    您确定研究题目，是基于个人兴趣，还是从学术价值方面考虑更多？杜桂萍：就学术研究的领域而言，我主要关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现象，从戏曲研究切入，旁及诗文以及相关的文献问题。有这一个过程。最初选择戏曲研究的题目，完全出自导师的推荐，并非来自个人兴趣，所以曾经比喻我和戏曲研究的关系是“包办婚姻”，是“先结婚，后恋爱”，感情经过了培养但非常深厚。如果要选一位从一而终的学术伴侣，这一生的相伴者只能是戏曲研究了。我近十年也涉足诗文研究，其实也来自戏曲研究中旁逸斜出的阅读和思考。明清诗文与戏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彼此的对话关系亟需揭示。就具体研究题目的选择来说，从学术价值考虑更多，尤其是一些被认为是戏曲研究副产品的论文如《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等，都是基于学术价值之重大而思考的结晶。从戏曲研究进入诗文研究，绾结两个领域为一个整体，有机会面对更多缤纷旖旎的学术现象，反观戏曲研究也有了多维的视角，收获颇多。

    您觉得女性视角对于研究有影响吗？

    杜桂萍：这是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一个问题。性别差异在任何工作或日常行为中都会表现出来，学术研究中也如此。我更愿意欣赏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学术研究中的平等对话形态，不涉及选题，也不涉及方法，只面对人类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只致力于现实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我个人之所以不刻意从性别的角度考虑问题，并非去女性化，也不代表我不看重女性的权利。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男权意识弥漫于生活的诸多细微之处，深藏在观念或意念中，也影响了女性之于自我的审视，很多时候并非优劣高下可评价。立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从明代中期开始，女性的文士化已逐渐上升为文学创作的主导性意识之一，学术研究也在关注其所带来的繁复多姿的文学现象。这些厚重、丰富的成果问世后，很多问题应当会迎刃而解。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杜桂萍：少年时代，我生活在东北的伊春林区。如今那里是一个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甚至有点荒凉的地方。很少书籍，那又是一个缺“书”的时代，阅读最多的是语文课本，因为反复阅读弄坏了课本，曾经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栩栩如生的一幕曾经让我午夜梦回时多次感叹唏嘘。枕边有书，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是偶尔才可能有的一点幸福。半夜时偷着读，拿着手电筒读，躲在被窝里读……就是枕边书的定义。如今回忆起那少年时代的书香生活，真是贫瘠岁月中最美好的片段，快乐，新鲜，令人激动。记忆深刻的只有《红楼梦》《桐柏英雄》等几部，还有一两部残缺不全的俄罗斯小说，名字至今都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读枕边书的机缘，读书经常让我难以入眠。有时会听书，“喜马拉雅”里面的内容很丰富，通常会选择听一些关于历史的书，中西历史都喜欢听。最近听得多的“书”是关于南北朝时期的，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很长，内蕴其实很丰富，崭新的历史认知往往改变我们审视历史的姿态，校正我们理解现实的角度。我很看重这样的补课学习。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杜桂萍：其实很少有时间重温已经读过的书，除了备课的需要。我每年给本科学生开《四大名剧导读》课，每年都要读一遍《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疫情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历史格局，可能会改写人类历史，对人的阅读的影响已经在实际发生中。难得的家居生活，让阅读变得自由、舒展、愉快，比如刚才说到的重读《围城》《荆棘鸟》等，就是一种带有审美快感的任性阅读。这当然也赐予了反观自我的自觉。这二十多年，似乎一直在向前走，努力着，忙着，几乎没有机会停下脚步，也很少认真地回头看看，甚至属望一下道路两边的风景。人生真正的风景在哪里，细想其实很茫然。我常常教育我的学生面对问题思考时，要走两步停一下，或者退一步，其实是得自近年的生存经验，我自己也需要这样。谈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归责于时代，或者理解为生活所迫，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反观自我的自觉过于缺乏，被时代裹挟太紧而成为“套子里的人”，恰恰是一个人文学者最需要规避的行为方式。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杜桂萍：我想，如果有机会，最想见到的应该是鲁迅。许多人喜欢鲁迅，我看了这个栏目邀请的作家和学者，很多人都谈到了鲁迅。最近我在参与撰写2016-2020年《中文学科发展报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鲁迅研究。总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言说鲁迅，鲁迅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视角，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阐释人生的资源，确实应该感谢他、关注他。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渴望接近鲁迅，鲁迅日益以一个“烟火漫卷”的姿态介入我们的人生，成为一种话语方式。这样的鲁迅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力量。如何理解鲁迅，可能依然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系统地阅读鲁迅，其实一直是我的阅读计划，可惜总是中断。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理解鲁迅，相信他是一个率真的人，欣赏他个性中单纯的那一面，敬佩他审视生活表现出的冷峻。曾经设想，如果与他生活在一个时代，能否成为朋友？不过这不重要。有一个令人敬慕的思想家存在着，始终引领人生，真是一件充实而且幸运的事。当代比较活跃的作家，最喜欢的是迟子建。我见过她，只是打过一个招呼。她不会记得我。我觉得自己跟她有一点相像，都与空阔、荒凉的兴安岭有关，都有一个得益于森林、冰雪养成的个性，甚至可能都曾在童年的某一个春天躺在松软的树叶堆积的山坡上，长时间地仰望高远、孤寂的天空。我喜欢迟子建的文笔和小说选题、叙事方式。我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喜欢的马尔克斯，也捕捉到了熟悉的生活经验和寂寞的人类童年。我觉得或者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又觉得不能准确地表达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