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涉约取 通人正学

    春天花开草绿的时节，收到封面茶绿色的《袁行霈文集》。封面用色，契合袁先生字春澍的寄意，春雨滋润万物吧。《文集》所收多数著作，对我都很新鲜，艰深的学术在袁先生笔下都能亲切说来，所涉之广博浩瀚，议论之通透明达，专学之独家深造，鉴赏之灵心体悟，以及强烈的淑世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态度，让我读来心情愉快，眼界大开，心胸豁朗，提升境界。

    最早读到的袁先生著作，是《文集》没有收入的与侯忠义先生合著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可知袁先生早年对古代文学基本文献下过大气力。《文集》中涉及小说者仅《〈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几篇，两者似乎并不相称，但我相信广泛的涉猎和踏实的文献工作，奠定袁先生的学问格局与气象。袁先生曾谈到他自己治学遵循的几条准则，即：一，“从中国诗歌的实际出发，多掌握和研究第一手资料”；二，“吸取、发扬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精华，但不因循守旧”；三、“借鉴外国诗论中适用于中国诗歌的成分，但决不赶时髦”；四，“尝试着建立一种较系统的诗歌艺术理论，并用以进行诗歌的艺术分析”（《博采·精鉴·深味·妙悟》）。这种精神贯穿在《文集》所收各时期论著中。袁先生旧体诗词写得出色当行，应与早年的家学积累有关，从《论诗绝句一百首》看，是曾取则历代名家，自成家数。袁先生特别重视作品的阅读与鉴赏，特别强调读作品必须先从字、词、句入手，不仅要理解意义，更要体会词语的感情和韵味；其次则应关心义脉与层次，自是作者心得之言；再次强调知人论世，最后要求分析主题思想与艺术特点。《好诗不厌百回读》是一本篇幅不大的小书，所选诗也与一般选本取径有别，分析鉴赏正贯彻上述精神。如说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揭其主题为离情别绪，特色是朴实无华，放在齐梁到初唐的大背景下分析，点出其转变风气之意义所在。对旧传李白《忆秦娥》，既从文献上说明其晚出，更从词牌及句法上说明李白时代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对诗意则取浦江清先生“几幅长安素描的一个合订本”的说法展开分析，认为其衰瑟之境，更契合唐末长安破败的气氛，是唐王朝悲壮的挽歌。类似例子还有很多。我以往不做作品分析鉴赏，对此一工作之价值与高下认识不足，近年热衷于此，认识有很大改变，对袁先生的工作有充分礼敬。

    首卷《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包含22篇专题论文，上篇通论，涉及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下篇主体是作家论，对从屈原到陆游的十二位一流大家之成就提出具体看法。我粗粗读后，十分喜欢，有几篇印象特别强烈。一是《李白的宇宙境界》，题目可能受闻一多讲《春江花月夜》“迥绝的宇宙意识”的启发，但引张碧、皮日休的评价展开话题。指出李白心里装着整个宇宙，他与宇宙处于平等地位，因此超脱俗世的纠纷，更觉得自己不是世间的凡人，他写山河万物，都能从大处把握，构成宏伟壮观的景象。因为他站得高，处理人事也极其洒脱，不太拘泥于细节，热情似火，不似杜甫之深于世故，以此解释两人关系之一冷一热，是很有趣的角度。以此解释李白之鄙夷权贵、体恤苍生，也容易说通。袁先生进一步解读，李白的宇宙观念导源于秦汉道家。并通过白日、云海、黄河等特定词语在李白及他人笔下出现的概率比较，说明李白诗歌的语言特点，确实引人入胜。对温韦及柳永词之研究，袁先生提出“浪子文学”的概念，认为如温庭筠之以市民文艺形式表现士大夫生活状态，为第一阶段；柳永以市民文艺表现市民生活，为第二阶段；而把元杂剧将妓女作为主人公来歌颂赞美，为第三阶段。在这一认识中分析柳永词之俚俗，特别强调其词境之不隔，达到王国维标举的审美境界，更分析柳永如何在俚俗中追求精妙隽秀，肯定其在词史上的特殊贡献。对周邦彦词的艺术特色，以“以赋为词”来加以概括，在与柳永的比较中，揭示周词多回环往复，多取环形结构，以及黏腻的艺术风格，将一往深情写到绸缪宛转、无法化解的境界，是其词受历代推崇之深层原因。

    陶渊明研究是袁先生最有成就的课题，也倾注了长期的心血，在十册《文集》中占三册，代表当代研究陶诗的前沿成就。中心当然是《陶渊明集笺注》，虽然我没有能力将之与当代各家之治陶做出比较，就袁先生之工作言，则一为底本与参校本参考了全部可见之宋元本，校勘取舍极其讲究；二是校勘、题解、编年、笺注、考辨、析义诸端，皆用力甚勤，于古今论著参考周备，凡有参考处皆逐一注明，绝不苟且；三是研究与笺注并重，互为表里，新见纷呈。举以下二例。

    《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一篇，对前此各家之解读予以商榷。其中王运熙先生的解释，从语言通俗与说理议论两端，揭示共同点。王先生撰文时，恰好给我们讲研究生基础课，作为他偏重释古治学的代表作，加以介绍，因此印像深刻。袁先生讨论了古今各家的议论，不专对王先生，但从应、陶二人写诗目的、题材内容、体制风格三方面加以论述，认为钟嵘之说不能成立，陶诗并非源出应璩，而是博采众长，自创新格。这是截断众流的见解，足备一说。

    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讨论，袁先生用力甚深，考辨尤详。古今大多采据《宋书》本传卒年六十三的说法，来源很权威，似乎无可怀疑。袁先生则参取宋人张縯所提不太为人注意的卒年七十六岁的说法，从陶诗中发掘各种证据来佐成其说。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游斜川》序称“辛丑正月五日”，辛丑为隆安五年（401），诗云“开岁倏五十”，这年若年刚半百，元嘉四年（427）卒时恰为七十六岁。但该诗别本“五十”作“五日”，辛丑也有辛酉（永初二年，421）的异文。袁先生穷究陶集之文本，将此处之文本差异详细罗列，得出宋人为弥缝《宋书》说法不断改写的痕迹。再从《游斜川》诗的文理加以梳理，据《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还原陶临终前之状况，从陶集存诗涉及自述年岁的文本中寻找旁证，这样做通盘考虑，证成陶渊明生于永和八年（352）的结论。我认为，有关陶渊明生卒年研究的所有论著中，袁先生的考论是至今举证最充分、论证最严密的一说，且因为将陶的生命历程延长了十三年，也为他前期参与晋末政治预留了充分空间，意义重大。我以往主要做唐代作家生平研究，涉及旧说与新证之梳理颇多，认为古人之论证常有疏漏，今人只要掌控全局，心存客观，科学分析，把握分寸，新说常可成立。陶渊明存世诗文不多，新材料尤少，袁先生取得如此突破，意义重大，极其不易。

    最近三十年，袁先生身居北大，地位崇高，引领学术，组织会议，编著教材，倡导正学，是国内文史学界事实上的领军人物。我因身居上海，治学局促，只参与过少数会议，如1998年有幸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期间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其层级规模似乎至今难以超越。袁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曾邀约于我，我自感专治文献，文学总体之把握有欠缺，更不愿人云亦云，有负袁先生的雅意。这次披览《文集》，有许多以往忽略的感受。《关于中华文明史的理论思考》是篇大议论，在比较人类四大文明的异同和传续以后，袁先生认为中华文明是惟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其原因之一则是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宗族作为国与家的中介，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对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袁先生从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来展开论述，进而从民族融合与外来文化吸收，论述中华文明存续之内在动力。中华文明的根本问题，说得完整而透彻。《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一文，则针对国学热中出现的种种偏差，提出“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应当建立在对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应当注意普及”“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是立足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精辟见解。正是在这一系列宏观的理论思考基础上，袁先生提出“守正出新”的口号。我记得自己是2011年末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中华书局百年图片展中第一次见到袁先生的题词，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说很好地讲清了长期令人困惑的新旧破立关系，成为最近十年的热门话题。

    最近十多年，出版文集风习甚盛。一流学者的文集出版，既是总结成就，保存学术，也是全面展示，树立典范，有益当代，功存后世，自不待言。但如何结集，仍多可讨论。古人全集，今人喜循四部分类，其实不是好办法，我更赞同宋人编大全集的做法，应以代表作者最高成就的别集居首。今人文集，则涉及是否要求全，合作与主编著作如何安排，翻译、整理类之著作是否收入等问题。袁先生在学界长期领袖群伦，德高望重，主编或与人合作的众多著作都曾产生重大影响，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文集》仅在最后开列一张清单，有所交待，一律不收，慎重矜持，我很赞同。《文集》展示袁先生丰厚的学术收获，卓越的宏观见解，优雅的人生姿态，温淳的文艺气度，仪型学林，是可珍藏。

    （本文系作者在《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