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

    作为学生，参加《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我倍感荣幸。袁先生的为人、处世、治学，给我很深的影响。五年前，为庆祝袁先生八十大寿，我写过一篇《既感且愧的两件小事》（《双清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记述了袁先生的人品道德。现借《文集》出版座谈会之机，谈谈我对袁先生治学特色的肤浅理解。

    我最初读袁先生的文章，是刊发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叹为观止。我们知道，言意之辨是魏晋清谈中最为玄妙的哲学命题。古往今来，持言不尽意的人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袁先生的文章，发覆决疑，条分缕析，将这样一个复杂命题的内涵和外延，梳理得极为清爽。不仅如此，袁先生还由此说开去，由重神忘形，说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进而联系到中国文艺理论界反复讨论的艺术真实问题，进一步说明，艺术真实不能离开生活真实，但又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形是表面的，神才是本质的。真正的艺术必须通过形貌的摹写，揭示事物的精神实质。这样的研究，平凡而深刻，通古而知今，行文中还不时闪烁着某种艺术的灵动之光。

    文章发表在1979年底，我读到时已是1980年初。那时，我正在读大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论比较着迷，却苦于找不到升堂入室的门径。当时有很多论文，研究文艺理论的，多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古代文学的，又从材料到材料。这些文章，枯燥乏味，堆垛故实，鲜有发明，让人逐步失去进一步研读的兴趣。袁先生的文章，别开生面，让我精神为之一振，觉得这才是文学研究的论文。从此，我便成为了袁先生的粉丝。四十年前，刚到清华工作那会儿，还曾旁听过袁老师的课，至今记忆犹新。

    《文集》中论著，我以前多曾认真研读，留下很深的印象。首先，袁先生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著作，既有文献辨析，又有理论思考，而且文笔流畅，感悟深刻，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由此认识到，一个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必须兼具综合性的素养，尤其在古典文献、理论思考与艺术鉴赏等方面，融会贯通，才有可能做出有学术深度的成果。

    其次，袁先生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要想把学问做深，必须有广博作基础。只有博而不深，未有深而不博者。另外，做学问要通达，不能钻牛角尖，固步自封。凡是读过袁先生的著作，人们都会折服于他的学术大气。他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但又不局限于此。譬如他的《中国文学概论》，站在历史的高度，抓住时代的主流，视野宏通，体例新颖，大大突破了固有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至今，同类著作中还没有出其右者。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充分展现出一个优秀学者的担当与气象。

    我很荣幸，博士论文答辩时，袁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给我许多教诲，至今感念不忘。三十年来，我多受惠于先生，学到很多东西，引发若干思考。但我知道，有些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袁先生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智慧，则是不可力强而致的。我愿终身追随，仰钻高深。

    （本文系作者在《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