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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28日 星期三

    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28日   09 版)

        袁行霈先生

        作为学生,参加《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我倍感荣幸。袁先生的为人、处世、治学,给我很深的影响。五年前,为庆祝袁先生八十大寿,我写过一篇《既感且愧的两件小事》(《双清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记述了袁先生的人品道德。现借《文集》出版座谈会之机,谈谈我对袁先生治学特色的肤浅理解。

        我最初读袁先生的文章,是刊发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的《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叹为观止。我们知道,言意之辨是魏晋清谈中最为玄妙的哲学命题。古往今来,持言不尽意的人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袁先生的文章,发覆决疑,条分缕析,将这样一个复杂命题的内涵和外延,梳理得极为清爽。不仅如此,袁先生还由此说开去,由重神忘形,说到形似与神似的关系,进而联系到中国文艺理论界反复讨论的艺术真实问题,进一步说明,艺术真实不能离开生活真实,但又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形是表面的,神才是本质的。真正的艺术必须通过形貌的摹写,揭示事物的精神实质。这样的研究,平凡而深刻,通古而知今,行文中还不时闪烁着某种艺术的灵动之光。

        文章发表在1979年底,我读到时已是1980年初。那时,我正在读大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论比较着迷,却苦于找不到升堂入室的门径。当时有很多论文,研究文艺理论的,多从概念到概念;研究古代文学的,又从材料到材料。这些文章,枯燥乏味,堆垛故实,鲜有发明,让人逐步失去进一步研读的兴趣。袁先生的文章,别开生面,让我精神为之一振,觉得这才是文学研究的论文。从此,我便成为了袁先生的粉丝。四十年前,刚到清华工作那会儿,还曾旁听过袁老师的课,至今记忆犹新。

        《文集》中论著,我以前多曾认真研读,留下很深的印象。首先,袁先生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文学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著作,既有文献辨析,又有理论思考,而且文笔流畅,感悟深刻,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由此认识到,一个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必须兼具综合性的素养,尤其在古典文献、理论思考与艺术鉴赏等方面,融会贯通,才有可能做出有学术深度的成果。

        其次,袁先生的研究成果再次证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要想把学问做深,必须有广博作基础。只有博而不深,未有深而不博者。另外,做学问要通达,不能钻牛角尖,固步自封。凡是读过袁先生的著作,人们都会折服于他的学术大气。他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唐时期,但又不局限于此。譬如他的《中国文学概论》,站在历史的高度,抓住时代的主流,视野宏通,体例新颖,大大突破了固有的文学史叙事模式。至今,同类著作中还没有出其右者。

        最令人感动的是,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充分展现出一个优秀学者的担当与气象。

        我很荣幸,博士论文答辩时,袁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给我许多教诲,至今感念不忘。三十年来,我多受惠于先生,学到很多东西,引发若干思考。但我知道,有些知识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而袁先生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智慧,则是不可力强而致的。我愿终身追随,仰钻高深。

        (本文系作者在《袁行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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