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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4月07日 星期三

    有宋一代笔记之概要的全面呈现

    刘成国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4月07日   10 版)

        《宋代笔记录考》,顾宏义著,中华书局2020年12月第一版,180.00元

        多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顾宏义教授一直在宋代历史、文献领域孜孜矻矻,辛勤耕耘,先后出版了数千万字的研究著述与古籍整理著作(包括主编、合著)。其中荦荦大者,如《宋朝方志考》《金元方志考》《宋代〈四书〉文献论考》《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曾公遗录》《宋元谱录丛编》《两宋笔记研究》等,广受学界赞誉,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等奖项。近日,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笔记录考》(以下简称《录考》),分上、中、下三册,共97万字,是顾宏义教授在宋代笔记整理与研究方面推出的又一力作。

        何谓“笔记”?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此书采取了比较宽泛的定义,将宋代笔记界定为宋人“随笔记录、不拘体例”之作。与此同时,又采取排除法,将“笔记小说”、“专记某事之始末”的杂史、杂家类中的“杂学杂纂杂编”、“汇编或类编之语录”、“论诗品辨诗式”的诗话,以及其他地理书、典制著述、专题考证等排除在外。按此定义,《录考》共收录宋人笔记1100余种。对于每种笔记,此书皆著录作者、存佚、出版整理情况,以及历代书目之著录、解题,并考证笔记的成书时间。在此之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戴建国教授主编的《全宋笔记》十编,已经把现存580多种宋代笔记整理汇集出版。而《录考》所著录,除以上之外,还包括了600多种已经亡佚的宋人笔记。书中广征博引历代书目的著录、提要,爬梳剔抉残存在宋人各类著述中的佚文,将这些亡佚笔记的大致内容予以勾辑。由此,有宋一代笔记著述的整体概貌,得以相对全面地呈现出来,而学人也可以按图索骥,从事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工作。可谓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在宋人笔记的作者及生平考证方面,此书颇多创获。书中所收1100余种笔记,“其著者姓名可考者近700人”,“著者题名情况颇为复杂”(P24)。《录考》将著者题名归纳为五种情况,分别予以著录、考订。第一类“题名者即编撰者”中,有个别误题著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史虚白《钓矶立谈记》一卷,实则撰者为史虚白之子(P30)。第二类“由某官员或学者之子孙、门人编纂者”。如《丁晋公谈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不知何人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为潘延之,而《考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注,考证为丁谓女婿潘汝士撰,又参以杨亿《潘公墓志铭》、韩琦《三兄司封行状》等钩辑潘之生平大概(P108)。第三类“误以撰序者为著者”。如《王沂公(曾)言行录》,《郡斋读书志》著录为王皞撰、李清臣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王皞撰、叶清臣序,而《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叶清臣撰。《录考》予以辨析,指出序者为仁宗朝叶清臣,而非神、哲朝之李清臣(P110)。第四类“以别号题名者”。如《洛游子》,题为司马光撰,《直斋书录解题》疑之:“题司马光,非也。所称乐全子、齐物子,亦莫知何人。”《录考》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指出“齐物子”即司马光自号,进而考述此书书名当为《洛游录》,即《司马文正公行状》中《游山行记》其中一部分。第五类“编纂者姓名已佚而后世假托姓名者”,从而出现的著者误题。如《国老闲谈》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夷门君玉撰”“君玉撰”,皆不著姓,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旧本题夷门隐叟王君玉撰”,《说郛》则载录为王铚所撰。然考王君玉(名琪)、王铚生平,俱与“夷门”“隐叟”不合,明显为书贾妄加(P141)。

        特别是一些已经亡佚而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的宋人笔记,《录考》时有精辟考证。如《善谑集》仅题为“天和子撰”,姓名、里籍不详。《录考》据南宋郑樵《通志》所题“窦萃撰”,推断“窦萃”当为“窦苹”之讹,进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钩辑出窦苹生平的大致轮廓及著述情况(P212)。《回天录》作者秦湛为秦观之子,《宋史》无传,《录考》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许翰《襄陵集》中钩沉索隐,寥寥几条史料便呈现出秦湛与吕公著家族、梁师成等人的复杂人际网络(P418),为元祐党人后裔在北宋后期的仕途发展提供了珍贵线索。《归田后录》的作者朱定国,生平不详,《直斋书录解题》仅载其为“熙、丰间人”。《录考》自杨杰《无为集》中发现了《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志铭》(P171),墓主即朱定国,其生平事迹遂由晦至显,而从中也可略窥欧阳修《归田录》在神宗朝士大夫间的影响。

        对于1100多种宋代笔记的成书时间,《录考》一一予以考订。一种情况是根据作者仕宦履历,予以考证。如李昉《南行记》,《通志》称撰于李“遣祠南岳时”;《录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963)四月丁酉“遣给事中李昉祭南岳”的记载,将《南行记》成书的具体时间予以确认(P22)。又或是根据笔记所载内容,予以推断。如王易《燕北录》,《演繁露》谓“国初有王易者著《燕北录》,载契丹受诸国聘觐”,然其中述及辽清宁四年(宋嘉祐四年,1058)戊戌岁行柴册礼事,《录考》据此曰:“当撰于其后。”(P142)众所周知,著述编年殊不易为,又何况数量多至上千余种,存佚参差。《录考》关于作年的考证,有若干条目尚难定谳,或者只能落实在某一时间段内;但笔记著述在有宋三百多年间各个阶段的撰写、编纂历程,毕竟从整体上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

        对于历代书目、类书中有关某种笔记的著录、提要,此书广泛征引,藉为考证之资。然并未盲目信从,而是针对其中若干讹误,随时予以考辨、订正。有时辨别重复著录,或同书异名之讹。如《宋史·艺文志》著录赵演《赵君锡》一卷,又著录赵寅《赵君锡遗事》一卷,《录考》引《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得赵演为赵君锡之子、吕公著孙婿,指出以上“乃一书重出”(P346)。有时则订正作者题名书字之误,如《说郛》载录晁迥《晁氏客语》一卷,“‘晁迥’当为‘晁说之’之讹”(P359)。以上等等,虽多为细枝末节,亦可见出《录考》考证之严谨细密。

        不过,在引用以上各家书目或类书时,《录考》偶尔也会失于辨析,导致考证疏漏。如王子韶《鸡跖集》,“或云即宋祁《鸡跖集》,然其中有引‘宋王安石《水记》’云云,似非宋祁所撰”(P293)。然王安石并未编撰过《水记》一书。

        除此之外,《录考》予人的最大疑惑是收入了大量的诗话、文话、四六话,如范温《潜溪诗眼》、王铚《四六话》、许顗《彥周诗话》,乃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尽管《录考》在凡例中已经区分“集以资闲谈”与“论诗品辨诗式”两类不同诗话而只收前者,但窃以为笔记与诗话,合则龃龉,分则两美。学界、出版界既已约定俗成,还是不宜再加混淆。

        当然,瑕不掩瑜。《录考》的出版,为以后的宋代笔记研究,无论追溯文体演变,抑或考辨真伪、论述撰写意图等,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相信此书将会成为宋代文史、文献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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