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淮河流域的极权迷梦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诗经·小雅》）淮河被尊为古四渎之一，它的名字刻在龟甲兽骨上，也流传在中国最古老的诗集里。古代淮河流域一度十分繁荣。然而，随着黄河夺淮、宋金以淮为界分而治之，淮河流域灾害频仍、战乱不息，逐渐衰落。元朝末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在淮河流域爆发。最终，“凤阳游僧”朱元璋以淮右布衣的身份，扫靖群雄，开基立国。学者潘大明的新书《湮灭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通过探访淮河流域的重要古迹，以明中都的兴废为支点，一幅大明王朝兴衰变迁的历史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一、帝都之兴：万世永续的迷梦

    学者潘大明在淮河流域的探访尤重凤阳。凤阳古称钟离，在淮河流域并无什么名气。朱元璋这位濠梁之民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建立了明朝。然而，定都金陵的王朝，多是偏安，国祚不久，期望帝业万世永续的朱元璋显然不会将南京作为唯一选择。在选定都城的会议上，朱元璋的理由冠冕堂皇：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中都告祭天地祝文》，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99页）。他宣称，凤阳“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明太祖实录》卷45，洪武二年九月癸卯），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朱元璋决定建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人选，利用堪舆之术，卜选中都城址。这些儒臣与术士将“万岁山”“日精”“月华”等一系列吉祥的词汇堆砌在凤阳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用来赞颂新都城的风水。事实上，沿用前朝都城或者选择一些已有的都邑作首都，是历代帝王最常见的选择。选择在家乡建都始于武则天，她在位时曾将家乡并州升为北都。“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致仕指挥尹令等再疏》，天启《凤阳新书》卷7），对家乡的深厚感情与衣锦还乡的狭隘心理，成为朱元璋定都凤阳未宣于口的又一大理由。出身淮西濠州的开国功臣们，自然对建都家乡、荣耀门楣之事不胜欢喜。亲缘情感、乡土意识与强大皇权相结合，加上淮左功臣们的强力支持，最终，在经济落后、无险可守的穷乡僻壤，一座气势雄伟的精美都城拔地而起，矗立在了淮河南岸这个籍籍无名的地方。

    朱元璋在实际修建中都时，尽铺张之能事。学者潘大明深入到中都旧址作实地考察，将考古发现、史料记载生动地串联在自己的访古之旅中，从俯身拾得的旧帝都琉璃瓦片，一路述说到中都城兴建背后“工匠死，胔骸暴露”的悲惨历史。《湮没的帝都》中提到，修建中都时，每年动用的劳动力大致在100万-150万之间，所需的费用，大致相当于当时全国六年税收的总和（《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第122页）。在百业凋零、民穷国困的洪武初年，百姓还未从战乱中喘息过来，就如此兴师动众、大兴土木，显然是与当时社会急需的休养生息的要求背道而驰。但帝王富贵还乡的人生理想显然比百姓的辛酸苦难更为重要，皇权的专制下，无论国家兴亡，百姓皆苦。在帝王的极权迷梦里，百姓作为其财产，自然该做出牺牲。

    二、帝都之废：极权下的猜忌与专断

    然而，这个调用全国巨大物资、动用百万工匠、修建时间达六年之久、华美程度堪称“东方巴比伦”的巨大工程，却在甫近完成之时，又被朱元璋一纸诏令突然叫停，甚至连一个正规敕令都没有颁布。《明太祖实录》中也只载了寥寥几个字，“诏罢中都役作，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资罢之。”（《中都告祭天地祝文》，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99页）在工程接近尾声、役重劳费已成定局之时，所谓“役重伤人”显然只是一种托词。从流血飘橹中一路走来的朱元璋，又怎么会因此而猝然罢工。

    从残存下来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中都修建之时，盛暑炎热，伙食不足，工期急促，大量的工匠不堪劳累，病无所养，死无所归。怨嗟愁苦之心使工匠们冒被杀头的风险在殿脊上搞据说能招神鬼作怪的厌镇法，以发泄他们心中的积怨。朱元璋在视察时得知此消息，“百端于心弗宁”（《明太祖实录》卷75，洪武五年七月戊申）。但这毕竟是一个偶发因素，说因这件小事而罢建中都，未免牵强。

    事实上，所谓“叠生奸弊”“愈觉尤甚”（《中都告祭天地祝文》，朱元璋：《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99页），除工匠的厌镇外，对淮西集团的猜忌是更重要的一环。刘基曾劝告朱元璋“凤阳非建都地”，“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国榷》卷4，洪武四年正月庚寅）。所谓“中都曼衍”一方面指地理条件，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担忧。在中都修建的同时，凤阳籍的公侯们，“恃帝故人，营第宅逾制”的现象不在少数，刘基谓“中都曼衍”，也是在暗指凤阳功臣们的人心曼衍。一旦在凤阳定都，淮西集团联合起来的力量，必将成为朱明政权的一大威胁。事实上，如何削弱功臣们的权力，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是朱元璋一直在思考的难题。如果说朱元璋一开始还抱着衣锦还乡、与故友们共同维护统治的念头，淮西集团的日渐跋扈，新建的中都王侯之家冠盖如云的景象让朱元璋不得不抛弃衣锦还乡的观念。朱元璋生性多疑，在争夺天下时为牵掣将士，就选择把诸将家人留于后方，选址在凤阳这样一个开国功勋的大本营建都，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集聚，显然与此相悖。为了彰显皇权的煊赫，朱元璋可以不惜民力修建华美异常的中都，而这个工程一旦有损害其万世江山的可能性，一纸诏令将其废除也理所当然。

    三、极权下的贫穷悖论

    由于战乱与水灾，凤阳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为了挽救帝乡的贫困落后，营建明中都的诏令下达后，朱元璋开启了充实明中都的人口迁徙计划：从苏州等富庶之地迁徙数十万民，散于濠州乡村居住。

    通过一系列的移民措施，明初淮河流域的人口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为明朝前期淮河流域的开发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正如《湮没的帝都》中所问的：“强迫迁来的人口能有多少生产能动性？”（《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第280页）这些强迁来的人口，开始时还带有成为明中都皇城脚下第一批子民的期望。伴随着中都罢建，凤阳重新成为一般州府，希望随之破灭。帝乡之下，王侯之家的甲第相望，土生土长的凤阳人被同乡的皇帝免除了税赋，而移民们的生存环境却极其恶劣，只能依靠硗薄的田地维持生存。“旱地惟是缦种，无有井渫，无有吊槔，无有翻车，但靠天时；雨则稻之年，地无污漫则二麦之候。遇大雨当大旱，而民争食树皮。”（《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第280页）与严苛的生存环境相伴的，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移民们祖辈延续的文化在凤阳受到冲击与排斥，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懑与痛苦。在水旱灾害的侵袭下，在繁苛的赋役压榨下，大批百姓外逃，“背起花鼓走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是悲愤的呐喊，这是对朱元璋极权统治的血泪控诉。

    正如《湮没的帝都》中总结的：“在淮河泛滥不解决的前提下，单纯的人口导入，根本上解决不了淮河流域的贫困；中都的罢建又使这片土地失去了一次发展机会，无数的被配置过去的人力资源，发挥着低效能，继续着贫困。”（《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第280页）凤阳出了个朱皇帝，在这里，贫穷造就出了一位开国皇帝，而这位皇帝给予家乡的特殊恩惠，最终也还原成为了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