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与往事

    “上海是光的存在，是暗的虚无。上海是欲海浮沉的庄严肃穆，风情万种的一本正经，窃窃私语的太虚幻境。上海是静安寺的卡门，淮海路的浮士德，大自鸣钟的唐璜，徐家汇的安娜·卡列尼娜，外滩的于连跟玛蒂尔达。上海是人间喜剧，也是人间悲剧，是所有喜剧、所有悲剧的总和。”蔡骏在《春夜》的“题记”中将抒情的对象直接指向上海，这或许意味着，这位长期专注于推理悬疑类型小说的作家，把目光从某个神秘莫测的超自然空间中收回来，凝视这座他成长于斯的城市，接续新感觉派的传统，讲述年轻一代眼中的上海故事。

    故事开始于“钩子船长”死了，并引出了在“我”出生那日挖出来的半个人高、半个人宽的青花瓷大瓮缸。这是极为奇幻的一刻：大缸启封，难以言喻的气味弥散，接着，缸中的一对青年男女在重见天日后的一瞬间灰飞烟灭。这一切都令小说笼罩了一层超现实的光泽，让我们据此依稀辨认出一个悬疑小说家的身影。事实上，在《春夜》中，蔡骏确实动用了诸多

    类型化的写作技法，比如一桩到最后也未能破获的杀人疑案，比如，纷至沓来的鬼魂托梦等等，然而，小说的指向却是现实而清晰的，即已然消失的机械厂。

    这是一件颇值得深思的事情。今天的人们，因为过分熟悉，大概已经忘记了工厂以及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全面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之国，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受雇于工业。在双雪涛、班宇的笔下，我们看到东北大地上犹如庞然大物，承担了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的工厂；在路内的笔下，铁井镇里那些一夜之间次第涌现的用轻质构件搭建起来的厂房与有着重工业范的老苏联风格的厚重敦实的工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八十年代将工厂作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改革文学”不同，《春夜》并不关注工厂里工人的具体生活情态，也不探究机械厂改制的根本性原因，它讲述的其实是机械厂消失以后发生的事情。机械厂的倒闭似乎并未对工人们的经济生活造成决定性影

    响。工人们四散开去，各自在新的经济结构中获得了容身之地——“我爸爸”在苏州的一家企业上班，冉阿让先是凭手艺在私人老板修车行打工，后来接盘修车行，并命名为春申汽车改装店，神探亨特再就业为商场保安。但是，无论家道如何，他们却对昔日的工厂生活始终恋恋不忘。他们频频聚首，是追忆往昔，更是要寻找到工厂倒闭的因由，将携带工人集资款消失在人海的厂长找回来。寻找厂长，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推动力。每个人都将之作为人生的重要目标乃至于未完成的遗志，不惜上穷碧落下黄泉，跨越几大洲，终于“把厂长捉回来”。显然，工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定而牢固的位置，这是工厂之所以被视为“好工作”的原因。工人们在工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安全感、归属感与荣誉感。工友之间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友谊，成为人生的情感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讲述的是人与工厂，与工厂所表征的一个时代的关系。蔡骏在后记里也交代

    了小说的缘起——“我又想起少年时候，我爸爸上班的工厂亏损严重，工人们大半下岗回家，唯独我爸爸坚守岗位，每日上班打卡。……我爸爸所在的机械厂灰飞烟灭，工人们各奔东西。我爸爸去私人老板的工厂上班，但并未买断工龄，而是保留国有企业身份，后来正常退休，也算功德圆满。”

    不能不提的还有那部叫做“红与黑”的桑塔纳。这部汽车在小说中承担的功能类似于张猛导演的电影《钢的琴》中的那架钢琴。电影里，在已然被废弃的工厂里，下岗工人们重新组织起来，利用废弃的钢材，制造了一架“钢的琴”。“废弃——再利用”的物的形象在《春夜》中得到了反复表达。这辆车与老厂长一起遭遇车祸，留下的是车的遗体。废弃的汽车与倒闭的工厂共同构成了废墟型的意象。然而，工人们凭借高超的技术，在汽车坟场觅得零件，让这辆汽车起死回生，再度汇入茫茫人海中。再造“红与黑”，是工人们力量的体现，也象征了某种高

    昂的浪漫主义精神。因而，蔡骏让这部汽车担任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它屡屡被召回来，又再次踏上新的征程。小说最让人振奋的一节，是张海开着“红与黑”，从上海出发，经过中亚，到俄罗斯，借道芬兰跟波罗的海，最后到巴黎。他竟然真的到了巴黎。一辆伤痕累累，几近报废的汽车，一个仁义厚道、身负嘱托的人，经由这一趟世界之旅，具有了英雄的气质。《春夜》通过把昔日下岗的工人想象为后工厂时代的英雄，一洗八十年代以来工厂叙事的悲情与哀颓，意外的辽阔而缥缈，明朗又飞扬。这是蔡骏在向他的城市致敬，更是对消失了的工厂与曾经的工人阶级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