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政商清白的理想

    吴景超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位跋涉者。他以宏观角度关注着中国都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发展诸般问题，成就颇为突出。不过，我这里关注的是他的一篇看起来不起眼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1942年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的《官僚资本与中国政治》（辑入《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这篇文章的写作，在学术上缘于美国经济史家格莱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问题的分析。格莱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应用科学，所以资本主义至今停留在商业资本阶段。吴景超则根据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洞见进一步指出，格氏没有注意到中国还有一种不亚于商业资本的势力，那就是弥漫于中国古今社会的官僚资本，他还认为仅从西汉史料中就可以对中国官僚资本的表现形态做出类型学的分析。

    吴氏根据西汉史料，把官僚资本分为六类：一是董贤式的。因皇帝的宠幸，而直接把国库的钱据为己有。二是田蚡式的。通过受贿方式来发家致富。三是田延年式的。通过中饱私囊方式化公为私。四是张汤式的。官商勾结，共同发财。（注：这里吴氏指张汤发财途径，虽然实际上据《史记》记载，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说明张汤本人是不贪财的。但是利用权力，官商勾结，通过内幕信息发财的方式是存在的。）五是张禹式的。以官得财，然后再投入其他产业生息。第六种就是杜周式的。通过担任公职，获取不义之财。这六种归根到底都是以权力来获取财富。吴氏的梳理让我们更加清楚官僚资本是如何积聚起来的。

    清代李渔曾写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蒋成的皂隶，因为心地慈善，不忍在刑讯的时候下狠手打人，被称为恤刑皂隶，因而无法因此发财。小说中指想做皂隶发财，“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李渔全集》第8卷，第57—5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最底层的皂隶所做的营生就是吴氏在其文中所言的一个类型：杜周式的。杜周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史记》说他没当官的时候，只有一匹马，而做官后家资累巨万。吴氏认为这很明显属于不义之财。李渔的小说则说明了官僚资本到了明清已经深入到了官僚系统的每一个毛孔，成为一种社会痼疾，被大家无可奈何地认可了。当然那个叫蒋成的皂隶，李渔给他安排了一个良好的结局。这个不作弊的蒋成在成为吏员主簿后，“两任官满还乡，宦囊竟以万计”（同上书，第65页）。一个吏员主簿居然宦囊万计，可见还是存在大量不义之财的。

    官僚是掌握公权力的社会角色，资本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然而在中国古代，二者的结合却产生了阻止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势力。因为权力体现的是纵向的社会关系，资本体现的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当权力抓住资本，以暴力为后盾的纵向意志来运作资本，使得资本偏离横向的社会关系，不再适用市场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规则，于是转而成为破坏上述原则的一种力量。正是由于此种中国官僚资本的长期存在，使得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则受到很大的限制，以改进技术为核心的市场推动力也受到弱化。

    吴氏此文成于1942年，自有其现实根据。当时官僚资本的恶性有了进一步发展，引发了当时知识界的关注。《剑桥中国民国史》指出，在战争和恶性通货膨的背景下，“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道德败坏，一直延续到1949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3、676页）。

    当时对官僚资本，不仅有来自于像吴氏这样的专业的社会学家的讨论，也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王亚南对官僚资本可谓穷追猛打，深挖细究。在王氏的语境里面，官僚资本是官僚政治在经济上的表现。而当中国进入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官僚资本更随着政治特权深入到现代工商业和金融业，前所未有地和经济打成一片。王氏指出，官僚资本是随着政治特权的触角深入，在更为广泛的经济领域，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榨取劫夺。（《王亚南文集》第4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12页）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消灭地主经济，更需要“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同上书，第319页）。

    吴氏希望，做官的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的就去做商人，而不是公务员。吴景超关于政商清白的理想也是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