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温吴景超的“两类农村”与城乡一体论

    1947年，社会学家吴景超发表了一篇短文——《中国农村的两种类型》（收入《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下篇”，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全文不足3000字，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以称之为论文。但仔细阅读该文，就会发现这种短文的内涵，却超越很多鸿篇大论。仅仅从这篇短文，我们就可以判断，在城乡发展问题上，吴景超真的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前瞻性社会学家”（语出吕文浩编《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编后”）。

    首先，吴景超对通常所谓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说法，进行了简单的辨析，认为大部分农村是做不到自给自足的，普遍存在从外村、外县、外省输入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甚至需要从外洋输入。其实，我们总是用自给自足来概括农村生活，还是没有深入分析农村生活的现实，即便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生活，也存在村与村之间的相互周济，才能渡过偶然的灾荒（《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以此观之，当前农村欲罢不能的人情往来，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大范围内解决财富流转的方式，自给自足是一种理想状态，到更大范围内去获得财富才是一种常态。

    其次，在打破“自给自足”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后，吴景超提出了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必需品的两种类型，并将这两种类型作为理想类型，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宁波型和绍兴型。简单地讲，宁波型农村就是人多地少，本地资源不足以养活本地人口，于是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近则杭州、上海，远则汉口、北京等，甚至海外如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获取金钱，源源不断汇集到家乡来，使得宁波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其他农村。而绍兴型农村，则是输出大量特产，比如锡箔、平水茶、绍酒、内河鱼，这些特产的价值是绍兴所有稻谷价值的两倍半，这就足以使得绍兴农村可以衣食无忧。以这两个理想类型为尺度，可以进一步衡量全国的农村，典型的宁波型还有诸如歙县、台山、梅县等，典型的绍兴型还有沿太湖的蚕丝区、沙市附近的棉区等。而大部分的农村，可能介于这两类农村之间，即劳务与特产各输出一些，从而达到维持村庄经济的平衡，满足基本生活。

    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用单个村庄来看待经济的维持，必须坚持“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两种类型的农村。远在七十多年前，吴景超就大声疾呼：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因为如果其他地方经济衰落，就吸纳不了多余的劳务，也购买不了外地的特产。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无论哪一类的农村，其繁荣与否，不全系于当地的收成，还要看当地过剩的劳力，过剩的物资，是否有出路”。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结论，并且还不仅仅是城乡一体，还有乡乡一体，即不同类型农村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不过说，过剩的劳力和物资，一般都是汇集到城市，所以主要还是城乡一体的问题。进而言之，发展都市以振兴乡村，也就是吴景超的基本观点了。

    我们只要把眼光稍微向后凝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城乡一体化”的提出，还是近十年的事情，2010年之后，才陆续有一些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讨论，相关著作也才相继推出。而国家层面的以城乡一体化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2014年以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而这离吴景超提出的一体化发展，差不多已经七十年过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吴景超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学家。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还有不少在鼓吹“以农立国”，或者与此类似的其他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论调，对此，吴景超一概送上一个“经济复古论”的帽子，并且坚决地说：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

    我们之所以再次将吴景超的这一结论拿出来讨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们对吴景超这一结论的理解，还是没有真正进入行动的层面，甚至还有被忽略的倾向；第二，中国的城乡发展，在东部的某些发达地区确实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一体化还只能算是一个口号，甚至还有城乡两极分化的现象。所以，重温吴景超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理论指导，还是实践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理论指导上，充分理解“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的断喝，对于我们的实践工作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比如乡村振兴，既然全国一体，乡村振兴的路径可能就有很多，关键在于总体效益的最大化，而不一定非得盯着具体的乡村，因为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就会找到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太多的资金投往不产生效益的地方，只能是一种消耗，并非可持续发展。所以畅通人与物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要人为设置障碍，才是乡村振兴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没有过时，至少还是当前的主要方式。

    在城乡发展的实践领域，还需要认真对待吴景超“中国一家”的论断。一方面是人财物的自由流动的障碍还是不小，比如城市社会服务没有对没有户籍的农村打工者开放，就不能算友好，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就降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很难体现，更难兑现，因为农民的财产主要就是承包田和宅基地，而这属于集体资产，在个人或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时代，这种主要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兑现，是个不小的考验。今天有所谓的“地畔农民”和“下地农民”的区分，前者拥有土地权但不直接耕种，后者直接耕种但没有土地权，这两类农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实际上就越来越阻碍农村的发展。而面积是城市三倍的农村宅基地，目前也还是一种纯粹的沉睡的财富，多年前就号召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至今还是顾虑重重，殊不知，不能流动、不能兑现的资本就不能成为财产，而财产性收入就更谈不上。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资源逐渐中心化，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中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人为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使农民不得不付出看病、上学之外的其他费用（从中心学校周围的租房市场就可见一斑，甚至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还挟持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自重），结果是侵蚀了农村的利益，形成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看起来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但对于一些基础性的认知，尤其是那历久而弥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应该反复掂量一下。正如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讲的那样，对于被事实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去温习、去践行。吴景超的城乡一体论，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