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眼中的婚姻家庭

    吕文浩先生悉心挑选吴景超先生散落在民国报刊上的文字，辑成《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一书。书中最吸引我的是第三编“变动中的婚姻家庭”，这让我联想起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婚姻家庭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究竟是什么？婚姻家庭的变动又对个体生命产生了哪些影响？这里不可能回答以上的宏大问题，仅尝试从几个小问题再现吴先生思想的侧影，进而提出这些想法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恋爱怎能自由

    周建人先生在五四后猛烈抨击礼教、贞节、孝道等传统观念，提倡家庭革命、自由恋爱、自由离婚。但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思想言论日趋保守。到1933年，周建人仍坚持“恋爱的结合才是道德的，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便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吴景超的回应可以说是整个争论的一个小小浪花。在吴氏看来，“恋爱是不自由的”，换言之，“在现实的社会中，恋爱是有许多限制的。社会上不许有夫之妇与人恋爱，也不赞成有妇之夫与人恋爱，更不赞成已婚的男女与未婚的男女的恋爱。社会所允许的，只是未婚男女间的彼此恋爱”。再者，“恋爱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目的。恋爱乃是达到婚姻的过程，婚姻才是恋爱的目的”。既然“恋爱与婚姻不能脱离”，那么，“婚姻的条件便是恋爱的条件”。（《恋爱与婚姻》）

    与五四时期侧重两性关系的自由不同，吴氏出发点是婚姻的稳定性，因此他认为恋爱不能作为婚姻的基本功能来认识，他说：“满足情感生活的功能，很少有几个社会认为应该由婚姻制度来担负，现代的人把它作为婚姻制度的中心功能，是使婚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婚姻向何处去？——评费孝通〈生育制度〉》）

    婚姻须慎之于始

    吴氏注意到五四时代强调恋爱结婚而否定包办婚姻制度的新趋势。不过，在一片批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声浪中，他能客观冷静地断言“如把婚姻作满足性生活、经济及抚育子女三种功能的混合制度，那么中国过去的婚姻是极其合理的”。只有把“感情生活的满足”放进婚姻制度之后，中国的老办法才显得不合时宜。（《婚姻向何处去？——评费孝通〈生育制度〉》）

    在保存婚姻的前提下，再来看吴氏对伴婚和试婚的态度。吴氏这两个问题是相当谨慎的，“对于伴婚的赞同，是有条件的赞同；对于伴婚的反对，也是有条件的反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赞成带有试婚性质的伴婚，对于五四时期特别提倡的离婚自由，他恐怕也持保留的态度。在他看来，婚姻法律定得太严诚然有弊病，但是离婚法定得太宽也有问题。离婚不容易的时候，夫妇双方遇到冲突时还会采取和平方法去解决，但是离婚太容易则夫妇遇到困难便不肯花心思解决了。最后他说“如想免除不幸的婚姻，不如慎之于始”，盖“糊糊涂涂的结婚的人，不但在现在这种制度之下，得不着幸福，便是在离婚自由的制度之下，也得不着幸福的”（《婚姻制度中的新建议》）。

    家庭对个体生命和民族国家的价值 

    具有吊诡意味的是五四时期特别强调婚姻对于夫妇的情感价值，但是否定了家庭对于老少的情感意义。对爱欲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个人的肯定，但是更准确地说是对个人情欲的肯定而非个人伦理责任的确认。五四后，维护家庭价值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既包括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受传统儒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旧式读书人。受过美国学术训练的吴景超显然属于前者。他对家庭意义的重新诠释恰恰是针对轰轰烈烈的家庭革命。《变动中的家庭》一文中，他分析了家庭的七种功能，包括传种、生产与消费、教养子女、互助以抵御外侮及危险、供给娱乐、财产的传授、供给感情上的食粮。在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各个功能都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家庭社会化的极端便是废除家庭。这一思想倾向的出发点是一百个家庭要一百个炉灶，要一百个主妇负责烧菜，很不经济。沈雁冰就曾介绍美国女权主义者纪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主张的旅馆式的家庭。公共食堂的设想和共同生活的新理念缠绕在一起，成为不少新青年向往的生活。吴景超虽然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有相当程度的肯定，以为“烹饪既然可以社会化，洗衣自然也可以社会化，其余的一切杂务，都可以社会化”，但是他不再进一步玄想废除家庭、彻底社会化的生活，而是保留了家庭和夫妇，来完成余下的家庭职务。（《家庭职务与妇女解放》）

    迷信社会化的另一个思想倾向便是倾心专家，以至教养子女也要采用儿童公育的形式。潘光旦就曾反驳说：“为儿童的福利着想，爱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要比一些保育的技能的重要性为大，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假如我是儿童，我就愿甘舍专家保育的技能，而取母亲的温爱。”（潘光旦：《优生与儿童福利》，潘光旦著、吕文浩编《逆流而上的鱼》，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进言之，社会化固然提高了效率，但是效率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对于儿童的教养问题，恐怕还要仰赖于父母的身教和言教。

    如果说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对家庭地位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于现代人而言，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仍值得今人进一步反思。吴先生笔端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稳定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其温和的态度和对弱者的同情不知不觉使读者心生敬佩之情。这也促使我反思，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都特别向往“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对“真实的共同体”——家庭——的崩溃却漠不关心。谁也不能否认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共同体的意义，但是家庭恐怕是所有这一切的坚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