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古风七百首 吟咏评说历史人物

    此书收入作者以七言古风写成的史诗，上起先秦，下迄清末——从轩辕黄帝到孙中山，共得659首(其中先秦109首，两汉63首，三国魏晋南北朝81首，隋唐五代181首，宋辽金元128首，明清97首)，对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逐一作了吟咏评说。

    像这样把著名历史人物逐一吟咏评说，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知前人没有做过。前人为什么没有做？一是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前人没有想到，后人想到了又有做的可能，就不妨试试。二是它太费力。中国的史书浩如烟海，没有几十年的准备时间，做不成这件事。前人有的即使想到了做这件事，却因为人生易老，诸事缠身，没有如此多的时间、精力，于是便放弃了。而幸运得很，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战争结束，我得以在50余年的和平环境中生活，得以如痴如醉地阅读史书，从而有了做这件事的可能。更幸运的是，我一生“吃皇粮”，除读、写之外别的事不会干，所以就乐此不疲了。自然，我这样干，还因为相信它对后人有益无害。

    我做的这件工作，估计今人也不大可能去做。如今是商品经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这件事要耗去数十年时光，无利可图。今人事事讲经济效益，有谁愿干此事？！即使抛开“图利”二字，人们为衣食和养家活口奔忙，即使有心为此，也无力把这件事做到底。而我呢，一生由人民供养，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也不谋下海经商发财，甘于淡泊，做这件事倒很得宜。再说，做这件事也是我对人民的养育之恩的一种报答。

    我做这件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40几年间，是阅读搜集史料，从事准备，并断断续续就少数历史人物写出了若干首咏史诗。到了上世纪最后10年，我离开了工作第一线，便计划以咏史诗的形式对历史人物逐一评说。我先用了两年多时间，对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人物写就了257首四言诗（已收入我的《萤窗八集》）。但我觉得，四言诗对叙述古人的言论行事倒还适宜，但却不便于抒情，而咏史诗少了声情并茂，则缺了要素。于是我便改弦更张，以七言古风来写。但做这件事难度太大，因为我不能像许多古代诗人那样，把咏史诗写得光耀夺目。我写出来的东西免不了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色彩，少了丰神情韵。我两度打算放弃此事。但后来看前人诗论得知“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从非唯美的观点看，却正是宋诗对唐诗的一种突破，一个发展。于是，我又决定不改初衷继续写下去。

    毛泽东的诗歌理论，也给了我勇气。1965年他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它）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我写咏史诗，就是为了通过历史人物吟咏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包括政治哲学思想、治国安邦理念、治军行师用兵、道徳修养情操、文化艺术实践等等）。既然旧体诗最能把它们反映出来——它可以做到言简意赅好读易记，把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加以普及——那就得坚持干下去。我虽不娴格律诗，退而求其次，就用较为自由的古风形式（它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一首多韵，不致因迫于对仗而妨碍叙事抒情）来写。于是夜以继日数易其稿，写成了这些东西。

    史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人丧失记忆，不能生存。一个民族丧失记忆也不能生存。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有史而不知史，是莫大的悲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就因为祖先留下的历史传统给了后人生生不息、奋斗向前的勇气。我写的咏史诗，自信它将有助于人们从先辈优秀人物身上吸取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文化，并把历史反面人物的劣行恶迹引为鉴戒，从而迎接末来世界的挑战，求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辞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唐·杜荀鹤）这些年来，我虽然对近700个历史人物各具特色的思想、言论、功业、品德、境遇或劣行的表述作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有时甚至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自知来之不易，但终篇之后，却又并非全都满意。原想再用数年细细打磨，使诗语更美，诗情更丰，意境更佳。无奈我已年老，视力遽减。“不愁白发千茎雪，只恨万药总无灵。”于是，只好带着遗憾将此书付梓。

    我吟咏评说历史人物，每个少则四句，多则十几二十句。每首诗有个“题解”，介绍人物生平，并作必不可少的注释。诗中涉及典故与史实，凡辞书或人物传记中一翻便得的，则不再作注。这样，可以使此书大大缩小篇幅，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某种“压缩饼干”，让购买者少些破费。

    清代袁枚有句云:“编得新诗十卷成，自招黄鸟听歌声。临池照影私心语，不信吾无后世名。”我写的诗远没有袁枚那样多、那样好，但却具有与他相同而异趣的希冀：他希冀自己的作品“赢得身后千载名”，我希冀自己的作品“多少有益后来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