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先生和他的“守先待后”之作

    近代中西遭遇以来，西方挟其器物、制度乃至观念的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压倒性优势。一时间，传统中国要走向现代，突破其困境，中国文化成为众矢之的。自此以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不同于西化派全面否定、全盘打倒的“彻底重建”，郭齐勇先生强调在传统与现代双向批判的前提下，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性的创新”。这似乎是一条更为稳健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发展道路。在其近四十年的传统文化研究和探索过程中，郭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研究方法论、传统文化观、开放的新儒学观，一本《传统文化的精华》（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即是其思考历程的结晶。

    《传统文化的精华》由17篇文章构成，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5年，最近的发表于2009年，时间跨度达25年之久，体现了郭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的、持久的思考，也体现了其思想变迁的历程。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深入的展示，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最新典范。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采取学者式的纯客观研究的中性态度，而应以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为前提，这是郭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在对待我们民族的祖宗所创建、赓续的民族精神的心态上，我们提倡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这鲜明地体现了其传统文化观的民族性特点。“温情与敬意”是钱穆先生抗战时期写作《国史大纲》为鼓舞民族志气而提出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郭先生对此三致其意，深表赞同。钱穆先生的“温情与敬意”鼓舞了为中国文化而抗战、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而郭先生的“温情与敬意”也为新时代建立中华文化优越感、树立文化自信提供情感的和理论的支撑。“温情与敬意”的民族性表明，我们不是传统文化的旁观者，我们是新时代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传承者、担当者和守护者。

    “温情与敬意”并不是无所批判地完全拥抱传统，从而陷入自我封闭的孤芳自赏。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既要有“温情与敬意”，又要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双向批判，交流互鉴。由此即涉及郭先生传统文化观的第二个特色，即时代性。我们不能陷于传统的荣光中而成为“爱国的自大”，如郭先生所说的：“如果对我们的民族历史文化没有清醒的反省和科学的分析，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就可能成为民族自大主义。这种‘爱国的自大’在客观上会成为阻塞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无形屏障，使传统文化成为没有生命力、没有复苏生机的木乃伊、死古董。”对传统文化不仅要有清醒的反省和科学的分析，而且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文明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传统文化）以现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意识来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转化、建设为今天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内涵”。

    总结来说，我们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必须一方坚持时代性原则，不脱离世界文化发展大道，一方坚持民族性原则，不失去对民族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正如陈寅恪所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或者如鲁迅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批判是传统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郭先生的传统文化观辩证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在一起。

    作为现代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郭齐勇先生并不囿于儒家价值观念的范围，其传统文化观具有包容开放性的特点。他超越了港台新儒家以儒学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儒学理解为心性之学的狭隘观点；以中华人文精神为核心关切点，对中国传统儒、释、道、名、法、墨、阴阳等各家各派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吸收和重构，以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内容，贡献于世界人类文明。例如，他从生、变、和、中、敬、群等方面阐述了中国智慧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体现了中国思想经世致用的品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价值观念并不限于儒家，而是涉及儒释道各家，乃至于名法墨阴阳等各家。此外，郭先生也从立体的角度，分析了儒释道三家在现代人安身立命方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儒家的任道担当精神和人生修养境界、道家的无待逍遥理想和超越精神以及佛教的菩提智慧和人生解脱之道，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内容。质言之，郭先生对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重构，既是其开放的新儒学观的理论体现，也是其开放的心灵境界的自然流露。

    郭先生的传统文化研究，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其现实针对性，根本目的即在于“建立主体性的中国文化系统”“组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既不脱离世界文化发展大道，又不失民族文化特色的新中华文化体系”。他认为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要有自己内在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或者说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性。针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在书中屡屡用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咏良知诗》“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进行点拨，唤醒世人内心的一点灵明，不要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只有我们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主体，才有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而如果我们处处拾人余唾，东倒西歪，依草附木，则已经失去了与世界文明平等对话的资格。由此郭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根本特色即在于其主体性或者中国性，此一特色和精神贯彻本书始终，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完美体现。当然中国性与民族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性是新时代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传统的中国性，皆体现了自主自立的主体性。

    “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语）郭齐勇先生常以“守先待后”自期，看似平平无奇，但真正能做到却并不容易。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继承性创新，郭先生真正做到了“守先待后”，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守其民族性、中国性，进而发挥其时代性、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是“守先待后”的典范，值得后来者学习与借鉴。

    （作者为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