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露才扬己”说辩伪

    班固是辞赋大家，创作有很多拟楚辞之作。如班固早年所作《幽通赋》，模仿《离骚》的句式，其“致命遂志”（《汉书·叙传》）的思想，显然也是受屈原人格精神的影响。班固的代表作《两都赋》虽然模拟司马相如之文风，但赋末“五篇之诗”中也有两篇拟楚辞之作，《宝鼎诗》曰：“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后汉书·班彪列传》）《白雉诗》曰：“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翘英，容絜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铭》也是楚辞体，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后汉书·窦融列传》）

    班固虽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但其先祖却是楚人。班固自叙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于檡’，故名谷于檡，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汉书·叙传》）《幽通赋》亦曰：“系高顼之玄胄兮。”此句与《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相仿佛，高顼即高辛，同指颛顼。因此，班固之所以对楚辞体情有独钟，或许就是因为他也是楚人之后，与屈原同出一源的缘故。

    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记载，班固曾作《离骚经章句》。《离骚经章句》今已亡佚，仅存《离骚叙》与《离骚赞序》传世。《离骚叙》中提出了著名的“露才扬己”说，其曰：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闲，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此叙反对刘安所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观点，其“露才扬己”说与西汉以来学者们的普遍认知大为不同，虽非主流，但也有附和者，如颜之推曰：“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篇》）“露才扬己”之说引起后人的广泛批评，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其论曰：

    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洪兴祖《楚辞补注》也对此大加

    批评，其曰：

    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可谓深知己者。……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与此。

    所以他指出：“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

    所谓“露才扬己”的观点，是站在“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离骚叙》）的立场上，明显是腐儒之迂见。而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班彪列传》），似乎不应如此浅薄。因此，传世之《离骚经叙》是否出自班固之手，或许存在着疑问。最为直接的证据是《离骚赞序》对屈原的评价与《离骚叙》截然不同，其曰：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

    很显然，此序对屈原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视屈原为忠信之臣，而视怀王与顷襄王为昏庸之君。《离骚叙》与《离骚赞序》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说明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实际上，现存班固的著作中，但凡涉及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字，其立场均与《离骚赞序》相近，而与《离骚叙》相左。汉明帝永平初年（58），班固向东平王刘苍上奏记游说，曰：

    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后汉书·班彪列传》）

    班固指出了屈原之为人与其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关系，即“万世归善”的原因，在于其“纳忠”。而《离骚叙》则曰：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按照此叙的观点，屈原为人并不

    明智，只不过徒有文才而已。这种观点违反文学常识，因为仅仅具备“弘博丽雅”的文采，绝不可能创作出不朽名篇，文学史上从无先例。此外，《汉书·艺文志》曰：“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冯奉世传》赞曰：“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所谓“恻隐古诗之义”及“《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也与《离骚叙》“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之说相悖。

    班固《汉书》中还有很多涉及屈原的文字，如《贾谊传》曰：“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又如《地理志》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可见，班固始终将屈原视为忠良的贤臣，而非《离骚叙》所谓“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离骚叙》以明哲保身为宗旨，其曰：“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但是班固《幽通赋》却表达了“致命遂志”（《汉书·叙传》）的观点，认为“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舍生取谊”，即孟子所谓“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可见，“保身遗名”在班固看来不过是“民之表也”，而“舍生取谊”则是“道用”。

    由于“露才扬己”说与班固的观点格格不入，我们有理由认为传世之《离骚叙》系东汉浅薄者所伪造。假托名家之作的行为，在两汉时期极为普遍。

    《后汉书·班彪列传》称班固“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又称其“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或许说明范晔并不认为《离骚经章句》为班固所著。由于《离骚经章句》久就亡佚，事实究竟如何，已无法确考。不过，班固对《离骚》的理解，尚可从现存文献中略窥一斑。如《离骚》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曰：“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与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将自沉汨罗，从彭咸而居处也。”按班固《幽通赋》曰：“若胤彭而偕老兮，诉来哲而通情。”（《汉书·叙传》）颜师古注曰：“彭，彭祖也。老，老耼也。言有继续彭祖之志，升蹑老耼之迹者，则可与言至道而通情也。”可见，班固认为《离骚》之“彭咸”指彭祖，“从彭咸之所居”是为了“诉来哲而通情”。其实，王逸所谓“彭祖，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说法于史无考，有任意附会曲解之嫌，而班固的观点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解读。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