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特色、意义和研究方法

    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彰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以及透过古今之辨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当代意义，可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自成立以来始终面临的根本问题，回应上述问题的种种努力和尝试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在中西古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合理、成功回应上述问题的关键，

    因而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健康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这必然要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对中西之争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辨证关系有深刻的理论反省，一定意义上，这些理论反省即体现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史家，郭齐勇先生对上述议题有独到而系统的思考，郭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特色》一书精选他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深具参考价值。

    西方哲学自始即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所无法回避的参照系。作为他者的西方哲学是中国哲学自我认识的必要前提，不过，若不能在这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我们很可能因为参照系的存在而对中国哲学形成错误的认识。以西释中或简单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否定中国哲学，即是上述问题的突出表现。郭先生对此有高度自觉，更加强调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客观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如郭先生不像有

    些论者那样因中西哲学之异而否认中国有形而上学，但其在肯定中国有形而上学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中西之别。郭先生以内在超越、整体动态、价值中心、生命本体诸观念阐释中国古典形上学的基本特征，正是为了突出中国古典形上学与重外在超越、以机械的眼光看待宇宙秩序以及以自然为中心之西方传统形上学之间的差别，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色所在。郭先生进一步以儒家的仁之本体论、宇宙观以及老庄的道论为例，对上述中国古典形上学的基本特征，做了具体阐释。此外，郭先生以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联结、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等观念揭示中国哲学的一般特性，亦是相当精准且深具启发性的论断。

    习惯于西方近代以来具体与普遍、情感与理性等二元对立观点的学者，在解释与定位儒家伦理时，往往因为其中缺乏抽象普遍的道德理性观念，而将儒家伦理视为仅重视特殊性之“血亲情理”。

    郭先生则通过细致梳理孔、孟、荀以及宋明理学等相关文献，有力地说明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是普遍的道德心性与具体的人伦、情感的内在统一，换言之，儒家伦理学有其普遍性的追求，但却是不同于西方的具体的普遍，而这正是儒家伦理的特色所在。郭先生对“儒墨之是非”的深度分析，亦很好地展示了儒家伦理的上述基本性格。

    当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非纯粹史学性质的研究，其不只探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更希望提取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以回应当下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后者。这也是郭齐勇先生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心所在，《中国哲学的特色》一书对先秦儒家有关社会公正、正义之论述与诉求的哲学思考，即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郭先生通过对《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周礼》等早期儒家文献的细致梳理清楚展示了，先秦儒家十分重视民众的基本生存

    权和私利，强调最不利者应得到最大的关怀，重视教育公平和政治参与的公平。这些理念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不只与今天的正义理论毫不冲突，甚至可以为我们今天思考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郭先生这里所提倡的可说是一种“即哲学史以言哲学”的研究取向。此外，郭先生通过对儒家文本中“亲亲互隐”观念的深入考察，揭示其真实意涵，很好地说明了该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价值。

    一定意义上，这些研究都是作者在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下开展的，由《中国哲学的特色》一书所收数篇专门讨论方法论问题的文字即可见出这一点。这部分内容强调得最多的一点是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或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试图救正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依傍西方所导致的弊病：以西释中因而抹杀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以及简单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否定中国哲学。因此郭先生强调中

    国哲学史研究应着力发掘与中国哲学特性相契合的、中国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并予以创造性的转化。强调中国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特殊性，绝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应走向自我封闭，因此郭先生亦强调中西哲学的对话性，重视中西哲学之间多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同时，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并非盲目地以特殊为普遍，否定其他民族之精神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相反，郭先生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对话各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强调应充分挖掘不同民族文化中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郭先生提出“继承性的创新”的说法，重视发掘传统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资源，以回应当下的问题，而当下及未来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应以传统中国哲学中的这部分内容为基础。相较于对中国哲学一味否定的西化派或全然肯定的保守派而言，郭齐勇先生所坚持的研究中国哲学的态度和方法显然更为理性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