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还是“长问西东”？

    本书的标题，显然脱出于清华大学的校歌，即那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会想到这一点是很自然的，既然自己早从十一年前起，就从北大转移到了隔壁的这所学校。

    应当说，当年能讲出那句“无问西东”来，也是自有一番道理的。不过，于今又要来讲“长问西东”，却也另有一番道理，——而且这样的道理，还有更大的紧迫性。

    这并不是在“和稀泥”，仿佛在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实在是因为，各有各的时机，也各有各的侧重，以至于校歌中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地有所更新。

    当年所讲的“无问西东”，无疑也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巴望着世上的学术与文化，都能够“出于公心”，并成为“天下公器”。由是，那愿景中的人类文明，也就能立于“文化间性”之上，支撑我们去走向“天下大同”。

    此外，依照当时岌岌可危的国势，由于很多借以“应战”的武器，又要先谋之于“挑战者”，所以这种“无问西东”的态度，或也不失为“后发”的策略，以便尽快地把武器“拿来”，也能尽快地以此装备自己。

    可话说回来，难免的负面效应又在于，久而久之也便浸习出了：在“话语-权力”的重压之下，这种“无问西东”的、或“不加分析”的接受态度，往往又暗含着某种盲从的心态。

    这种情势再演变到了当今，我们再朝身边打量一下，就会如梦方醒地发现，那些继续去声称“无问西东”的，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是默默地在以“西方”为标准的。

    所以，一旦到了这样的场合，所谓“无问西东”也就意味着，不再保有自家的“文化本根”，也不再对于文明间的接触，保持“追根究底”的好奇心，而无非是亦步亦趋，且还是邯郸学步。

    在国际学界，这正是高涨的后殖民主义思潮，要坚持去揭露与批判的殖民心态。只可惜，不要说国内的理工科同事了，就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事，不自觉地保有这种心态的，仍可说是“不在少数”。

    而另一方面，那个“西学”本身却在斗转星移。这也就意味着，正由于西方渗入中国的烈度，已经钻到了意识的地平线下，构成了文化上的“无意识”，所以在中国本土的观念转变，反而需要更新颖的“西学”知识相助，以便了解到自己所执的那些妄念，其实在“西方”那边也早已“过时”了。

    当然相对而言，这种“无问西东”的文化态度，如果对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学校，原本也可说是无伤大雅。——不过，这个判断的反命题却是，一旦又要恢复成综合性大学了，这就会对整个清华园的学科布局，构成既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限制。

    特别是，娱乐界还恰好刚刚以此为题，并且就以这里的校园作为背景，拍出了那部《无问西东》的电影，——这就更加固了人们的通常印象，觉得那种“不中不西”的过渡色彩，或曰无所傍依的、灰蒙蒙的“国际特色”，就算是这所大学的主要特色了。

    然则再来回顾一下，自从舰炮声中的“中西开埠”，但凡那些大学者的自我期许，也都迅速地从以往的“博古通今”，转变成了此后的“学贯中西”。——这不仅意味着，同时在渴望着来自中西的学识，还更意味着，要去巡弋这两大文明的边界，思索其中的成败利钝、功过得失。

    于是，这里所提出的“长问西东”，也正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向着在学力上足以“学贯中西”的学者——当然首先就是向着区区自己——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努力的任务。

    这种“艰辛”意味着，既是在明确主张“长问西东”，那就不能再是“只西不东”，也不能再是“只东不西”，而要对来自双方的学术佳作，都以至少是双倍之力，去进行双向的、相互诘问的对读，以期在文明之间的“对话性”上，再对之进行双向的创造性转化。

    由此说来，只有首先这样去“长问西东”了，才能意识到双方的文化边界和价值特色，从而再将自己跨越性的思想，宽广地奠基于“东、西”之上，由此思考出足以“超越西东”的价值。

    而且，我们的真正富于力道与成效的运思，也便只能发生在“中西”的边际上，也唯有那个足以“跨越文化”的宽广所在，才可能进而成为全人类的价值增长点。——我们由此或许又不妨说，只有眼下先去“长问西东”了，将来才有资格再来“无问西东”。

    是为本书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