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扬：一是情感，二是天真

    伫立在面前的铁扬美术馆，正是五年前艺术家铁扬和我描述过的样子，既现代又古朴，明朗大气又有实用观赏价值。馆中所展示的四百余件作品，是铁扬亲手从自己五千余件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是他从15岁至今70年艺术之路的完整呈现。

    “铁扬的世界充满了现代主义表现性绘画的色彩，”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认为，人们从其色彩里感受到的是画家内心那种不受任何羁绊、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坦荡。相对于绘画，铁扬的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平实朴厚的特征，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深切平缓的情愫，在不知不觉间调遣他的笔触，仅仅通过白描就能让那些与他经历的人物活跃于纸面。

    在《母亲的大碗》之后，铁扬又出版了散文集《等待一只布谷鸟》，尽管他说，从绘画转到文学，只不过换了一种运笔方式，换了一种观察世界、体悟世界的方式，但那些生活的情趣却带给我们连绵不断的惊喜和意外。

    11月27日，在铁扬美术馆的咖啡厅，中华读书报再访铁扬。

    中华读书报：美术馆集中了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在社会上较为少见？

    铁扬：我是劳动者，是手艺人，能保证自己有相对合理舒适的居住环境就可以了。一个艺术家，总要留给历史一点东西。这些作品，将来要留给社会留给历史，这就是建美术馆的目的。美术馆建在学校，是希望对学校的美育教育能发挥些作用。将作品留给学校就是留给社会。科大是座新兴的学校，环境优美，有湖有树，环境优美。我和韩国设计师四处选址，最后选定了河北科技大学。

    中华读书报：这些散文写的时候没有顾忌吗？比如您写少年从医，面对不该面对的事情，还有和彩云懵懂的游戏，都非常坦诚。而且您的表达感觉诗意充沛。

    铁扬：一是情感，二是天真，如果文章没有这些特点，就变成记叙文了。像我这个年龄，经历过抗日战争，经历过各种运动，但是我对待这些历史是比较坦然的。我写《最忆我家梁上燕》，我家两个院，社会运动中好院子给别人了，每次经过时，我都挂念和家人相处的燕子还在不在？完全没有嫉恨，是很单纯的惦念。这和家庭有关，我的父辈、哥哥都是老革命，经历这些是民主改革的必然，从这个角度，我对历史的变革，始终是坦然的。至于你提到的我那些“坦诚”的对待，也是一个作家写作应有的坦诚。那些“恐惧”和天真伴随了你的成长和成熟。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无论绘画还是文学，切入点很小，但观照的是历史，是时代。

    铁扬：作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选材要严格，题材不论大小，看你能否驾驭；一是开掘，应该深到符合逻辑的“出其不意”。像农民打井一样，要打出智慧的“泉水”。

    契诃夫有篇叫《万卡》的小说，九岁的鞋匠学徒万卡，在城里给鞋匠当学徒，老板拿鞋楦打他，老板娘拿鱼头戳他的脸，实在受不了，

    他偷偷地给爷爷写信。这个题材开掘到什么程度？写完信，他在信封上写“寄乡下的爷爷收”，把信丢进邮筒。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开掘。

    契诃夫选取的这个故事，如果他只罗列万卡的苦难，最后在信封上写爷爷准确的姓名和地址，万卡真的被爷爷接走，也是一篇小说。但这绝不是契诃夫的小说。写到“乡下的爷爷收”已经是一个绝妙的小说了，但他还没停止开掘：晚上万卡睡得很踏实，梦到爷爷在读信，一条狗在爷爷腿边转来转去——原来契诃夫的开掘到此才为止。我喜欢契诃夫，但我写文章不论大小，往深里开掘是最费脑筋的一件事，给人意外的、又打动内心的感受。

    中华读书报：您是否受苏俄文学影响比较深？

    铁扬：上世界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学习苏联的时期，大学的教育自然就因袭了许多苏联模式，艺术院校的教育大多都有苏联专家作导师。在中戏，“名著选读”的书目里自然就包括了从俄罗斯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当然书目里也包括了另一些大师，便是我经常提到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以及一些戏剧名著，从希腊悲剧到布莱希特的剧作。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契诃夫。读中国的关汉卿、孔尚任也是中戏的必修课。蒲松龄和罗贯中也是我久读不厌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语言节制，尤其是回忆中戏，但是又深深地击中人心，语言节制是刻意的吗？

    铁扬：这我是有意的，画也是这样。尚辉说我画画懂得适可而止。文章也是应如此。既有开掘，又适可而止，这就是好文章。我是向着那方面努力。

    中华读书报：我们都知道艺术是相通的，在您的绘画和文学创作中，有些文章，甚至可以看作是对

    您美术作品的解读密码。您如何看待文学和美术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铁扬：文学和绘画有互相的关联。有些题材适合造型艺术表现，有些题材用文学方式表示更丰满一些。比如有些静物画，摆在那里让人一目了然，但你用文学很难描写它。散文《馒头是文化》，就写到绘画作品《馒头祭》的来源。我清明时去山上写生，突然看到山涧里有一队上坟的人群，手里的托盘上有一堆白花花的馒头。我似乎看到天空中有灵魂向着山涧的人群做着响应，其中一位是我死于肺疾的姑姑。我放下手中的画笔，涂掉未完成的早春画作，萌生了一个全新的构思，就是《馒头祭》。只有馒头所形成的文化仪式才能把逝去的灵魂和在世的亲人沟通起来，没有馒头做引导沟通，祭奠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一切思念也就永无依托和结果。这是完全是艺术家的敏感。

    前苏联有位作家说过，一个画家如果不会画静物，就等于一个作家不会写散文。我的画为什么有大量的静物画，我认为就是小说家的写散文。小说和散文不一样。像一出戏有开始、高潮、结局，散文不讲这些，散文可以没有情节。静物对艺术家来讲可以滋润其艺术，小说家假如散文写得好，文字肯定很滋润，比如沈丛文的小说为什么滋润，就是他散文写得好。《金蔷薇》作者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小说不如散文有名，但是小说写得很滋润。我读过《契诃夫论文学》。契诃夫也写了很多随笔，他的故事很让人心酸，但文字看起来很滋润。

    中华读书报：寻找为您烧过炕的西芹，寻找戳子，寻找绒花树。为什么您这么执著地寻找？

    铁扬：戳子的故事，是因为我

    祖母作为随军家属住过河北迁安，当时祖父是北洋新军第二镇的一个下级军官，那里有个孩子叫戳子。我常听我祖母讲起戳子的故事，他让我联想到我的祖父。《笨花》的成书，确实靠了我的家族这个庞大群体的原型。主人公向中和、向文成父子的原形是我的父辈，同艾的原型是我的祖母。我祖母“推”出了戳子，戳子联系着以一个时代。这就是人类的大历史中隐藏着的小故事，小故事又伴随、证明着大历史的演进。有时我对于寻找有说不清的目的，兴趣使然吧。有时又有着一种研究目的，比如到美国去寻找提姆，到丹麦寻找海默休依，到德国寻找诺尔德。

    对家族的了解也是一种寻找吧，怀着乡愁去寻找。

    中华读书报：您在美术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散文也很受业内推崇，按说可以颐养天年，可是您总以劳动者自勉，不停地创作，动力是什么？

    铁扬：对我来说这是必然。越到我这个年龄，越感到时间的紧迫。有故事要写，有文字表达的欲望。写作愉快，画画愉快。我要把这些美术的、文字的作品和故事，留给社会，留给历史，我决心把这点事情做下来，做到底。

    中华读书报：在美术馆看到您很早就发表文学作品，您愿意谈谈自己的文学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几十年的经历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铁扬：我几次面对媒体谈到我对艺术和文学的兴趣，学艺术不是我的首选，我的兴趣是一做一名交响乐指挥，其次是文学，第三才是绘画。对文学的兴趣也许来源于我早年的家庭教育。后来中戏的教育又把名著选读作为必修课。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一大批世界名著。使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这样我的写作应追溯于此时。我曾自不量力地计划以我祖父的原型写成三部长篇，连书名都有了，第一部《披星戴月》，第二部《平民将军》……写过不少次开篇，但不可能写下去，因为我对中国的近现

    代史缺乏研究，对军阀史更无研究。只算做一次痴心妄想吧。后来断断续续写了点小东西，发表的很少，正式发表文字开始于九十年代初吧。1991年我出国办画展，为报纸写了一批随笔和散文，有些散见于大刊物上。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手写，而且反复修改。这在网络时代简直有点“奢侈”。从您的作品看，感觉您是一位新潮时尚的画家，为什么在某一方面却显出传统的固守？

    铁扬：我个人固执地认为手写出来的字是作家感情的自然流淌，而电脑打出来的字我总觉得是文字的速成，速成就少了些感情的自然吧。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作品和时代的关系？

    铁扬：作家和时代脉搏永远是相连的。“五四”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才能产出鲁迅。解放区才能产出赵树理。新时期以来的一大批作家的出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一日千里迅速发展的祖国更需要主旋律似的歌颂，扎根人民、贴近生活也是永恒的。

    中华读书报：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跟您接触，文字和人都是如此平和，让人感觉亲近。但是看您的画，又是现代的浪漫的。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人？

    铁扬：还是我那句老话，我是位劳动者、手艺人，手艺人劳作是要摈弃飞扬的。飞扬浮躁会使他手下的活变得潦草。至于谈到我作画的浪漫，前些天尚辉先生曾把我归类——乡土表现主义。表现和精微的写实是有区别的。我没有对现实生活“逼真”描写的能力和兴趣，只愿画出心中的表现。

    铁扬，1935年生于河北省赵县，196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河北科技大学铁扬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河北画院专职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