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存的前辈风范

    2020虽在大疫之年，但敬业的出版人仍然为我们奉献了让人目不暇接的好书。即以中华书局为例，临近岁末还推出了卷帙浩繁的《五礼通考》（方向东、王锷校点）与资料丰富的《钱大昕年谱长编》（李经国著）。这里只能取一瓢饮，略记今年所见三种已故前辈的文集、书信和讲课录。

    《丁声树文集》（韩敬体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4月） 丁声树先生（1909－1989）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在音韵、训诂、方言、语法、词典编纂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年以后他把精力都投入了后学的培养与《现代汉语词典》及《新华字典》的编纂上，论著不多。但他的十多篇论文多为经典，因为自觉不够尽善尽美，始终不肯结集。而他早期除了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说》《论诗经中的“何”“曷”“胡”》《“何当”解》诸文颇为同行传诵，若干篇不易得见者连专业研究者也比较陌生。例如1940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的《诗卷耳芣苢“采采”说》，从训诂、文例、语法、修辞等多角度确证《诗经》“采采卷耳”“采采芣苢”中的“采采”只可能是表示众盛之貌的形容词，不可能是叠用的动词，论证极为周密，足以一锤定音。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高亨先生撰著《诗经今注》仍然沿袭旧有误说；八十年代郭晋稀先生发表《风诗蠡测初篇》，其中《释“采采”——谈诗中重叠字例不作动词》只是相对简单重复了丁先生的结论；直到前几年有学者出版西周动词研究专著，讨论了《诗经》中的“采采”究竟是动词还是形容词的问题，从正文到所附参考文献都无一字齿及丁先生的名文。又我十年前为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王国维遗书》写重刊弁言，言及王著影响大，方面广，各领域学者的补正亦多。而批评王著的文字或可略归四类：一是提出了表示不满的意见，二是提出了未被多数学者接受的异议，三是提出了已被多数学者接受的异议，四是提出了应被所有学者接受的异议。第四类举出的例证，就是丁先生的《魏鹤山与孙愐〈唐韵〉——读王国维记魏鹤山〈唐韵〉后序质疑》，以为丁说“其言凿凿，即使起王氏于地下，想必也能欣然从善”。但因丁文发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文集》后标出版年为1950年，不确。丁文自记完稿于1950年8月，出版在1951年6月）由香港印行的《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见者盖亦不多，故亦鲜见学者提及。如今把丁先生的论文、读书札记遗稿、《汉语音韵讲义》等编成这部上下两卷的文集，使丁文不致散佚，俾后学知所遵循，自是值得载入中国现代学术与出版史册的功德无量的好事。

    《周策纵论学书信集》（陈致等整理，中华书局2020年1月）  周策纵先生（1916－2007）是海外汉学名家，治学领域广泛，从古文字、《诗经》到《红楼梦》、五四运动史，都有引人注目的论著。而又经历丰富，交游广阔，跟罗素、林语堂、洪业、萧公权、俞平伯、顾毓琇、镠钺、潘重规、杨联陞、瞿同祖、程千帆、王元化、唐德刚、余英时等中外学术名流都有书信往来。陈致教授留学威斯康辛时受业门下，深得器重，后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周先生乃有意将书信、手稿等资料捐赠浸会。陈致教授不负所望，继《周策纵旧诗存》后，与同事以浸会藏品为主，又加多方收集，推出了这部近六百页的论学书信集，收入周氏跟150余人的342封通信（当然，《与郭沫若论杜甫》《再论李商隐〈无题〉诗答徐复观先生》《龙山陶文考释答饶宗颐教授》《既识其小，免失其大——为〈红楼梦〉“唐、宋”之争进一解》之类论辩文字是否归为“书信”或犹可议），内容的充实，话题的广泛，让人眼花缭乱；也能让人感受到论学者之间的认真与诚恳。姑举周先生与萧公权先生的信札为例。萧先生除了政治学的精深造诣，亦雅好吟咏，跟陈寅恪先生等都有诗词唱和，跟比自己年少近二十岁的周先生也极为相得，互呈新作，时相讨论。周先生1969年2月致萧先生函，承认“来文指出拙作《新居》诗中元先盐三韵通押、《雪夜》中支微齐三韵通押未能叶调，至为精审”，其下虽引述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及唐人通用的情形，但终表示“惟为音韵协调计，三部通用，自不足为训”，自己“早年于此较谨严，后见鲁迅等人主张作诗押韵可不求严、读之顺口即可云云，颇受其影响，以至时有疏失，后 当略加改正矣”。而1974年10月函则直谏萧诗“‘学诗未觉是徒劳’句如改除‘学诗’字成‘拈吟未觉是徒劳’，则末句‘声价直随纸价高’之‘声’字便可改为‘诗’字。‘诗价直随纸价高’似将更见警炼”。类似的切磋触处皆是，又远不限诗艺一端。编者对所涉人物乃至事件之可考者做了注释，以助读者还原历史语境，虽在详略去取上尚有可加工处，毕竟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线索，这也是值得我们称道与感谢的。

    《程千帆古诗讲录》（张伯伟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 周策纵先生1972年11月在信中称萧公权先生的《迹园诗稿》“细读之余不仅叹其峻严蕴丽，近人所无，尤感中国旧诗之伟大传统，继承发扬者，恐将后起乏人，即真能通解者，亦将寥落无几，此实所谓故国乔木之思也”。他曾叹惋当日大陆能解诗者，仅剩程千帆先生（1913－2000）等少数老辈。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程先生复出，在南京大学培养了莫砺锋、巩本栋、张宏生、张伯伟、曹虹、蒋寅、程章灿等博士研究生，使中国诗学得以发扬光大，这自然是当日忧从中来的周先生始料未及的了。程先生的《古诗考索》等著作早已广布学林，《程千帆全集》也行世多年。不料在程先生辞世二十周年之际，张伯伟教授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意外惊喜。全书包括程先生1979年初至1981年底所授历代诗歌、唐宋诗、古诗、杜诗的课堂笔记。关于本书在古诗研究与诗歌教学上的意义，葛晓音教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书评已经做了精到的分析。我只想在这里再提一提身为一个被剥夺了二十多年教学权利的传统文化的守护人与传播者，程先生对失而复得的教书育人的权利是极其珍视的，在几次讲课中念兹在兹，对学生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1979年2月的第一课上来就说：“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这个比喻通俗明白，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为人师者都能时刻牢记却又是我们每个为人师者应该时刻牢记的。所以接下来他直截了当地号召：“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他更不讳言非常钦佩当日学生的学习精神，但“非常不满意你们目 前的程度”。所以他才会给学生层层加码，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令人惊叹地培养出那么多杰出的弟子。他通过古诗《长歌行》教导学生“做人要惜时”，通过刘桢《赠从弟》教导学生“做人要正直”，通过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教导学生“治学要谦虚”，通过朱熹《观书有感》教导学生“治学要得法”，把教赏诗与教做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种的前辈风范通过讲录的梓行被永远地保存下来，我相信也一定能永久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