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收获半年荒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动荡和焦虑中快要过去了。清点这一年的读书，有半年投入的耕耘和收获，但也有半年的抛荒。

    年初从极北之地回来，不久就疫情初炽，但在上半年里，反而读了不少书。下半年的读书，却可能因为内心的一些忧虑相当松缓了。所忧为何？ 古人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检点自身，其实最关心的还是离自己最近的人和事。

    当然，下半年荒芜，内心也还是对此事坦然，反正书是读不完的。读书也可能有它的时辰，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随遇而安。

    上半年的一个读书主题是宗教和反宗教，或者温和一点说，信仰和非信仰。反宗教的这边，最主要的收获是几乎读完了《尼采全集》，或者说，读完了尼采所有有中译本的著作，当然尽量选好的译本。在他发疯前的仅仅二十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也写得够多，有上千万字吧。

    左派喜欢尼采的相对主义，右派喜欢尼采的追求优越。但所有喜欢他的人，可能都会欣赏他的文字，或至少是他在哲学风格上的别具一格。我虽然也很欣赏尼采的文字和思想的犀利，欣赏他对时代的超前敏感和价值方面的某些追求，但掩卷之后，还是无法同意他对道德和信仰的否定。

    尼采的相对主义是不是一种对时代非常失望乃至绝望的表现？ 然而，不管怎样绝望，相对主义也无论如何不是一条出路。“超人”也不是一条出路。相对主义又如何能支持一种绝对的态度？ 如果将相对主义推到绝对，是不是也将否定自身？绝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什么主义？它可靠吗？ 当然，自己在生活中持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并不伤人，甚至走向虚无主义也不可怕，可怕且等而下之的可能是对社会政治同时持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和一种绝对的政治或文化立场，甚至崇尚暴力和崇拜政治强人。

    当然，这后面不是说尼采。而是有感于那种书生意气的试图粗犷乃至粗野，无所畏惧的谈论甚至倡导暴力——其动机或“理由”却可能是一种小资态度、乃至有些虚伪的“博爱”或“大同情”。

    读尼采的前面还读了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尤其是引我读尼采的两卷《尼采》。读尼采的后面则回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还有他的《人生的智慧》和《暮年之思》等。这都是一些20世纪或引向20世纪的书。

    宗教的这边比哲学的读的更多一些。甚至可以说是我最集中和系统的一次阅读宗教经典。以前比较集中地读过帕斯卡尔、马丁·路德和奥古斯丁，这次却试图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最重要原典都有所涉猎。对于汇合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以前一直是部分和断续地读，这次则是首次仔细通读全书。接着又通读了一遍《古兰经》，读一些佛教的经典、佛陀传，以及梁启超、李叔同等论佛教的书籍。除了这几大宗教，对其他宗教也试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读了汉斯·昆的《世界宗教寻踪》之后，又读了几本《奥义书》以及《薄伽梵歌》等。

    也读与宗教有关的文学，读过艾略特的传记《不完美的人生》之后，又重读了他的诗作、剧作和《基督教社会》，有关文化的札记等等。也读了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歌德的《浮士德》等。也时常还是回到莎士比亚，读他的悲剧和君王系列的剧作，看《空王冠》系列的电影。

    有一段时间喜欢上了在散步的时候听书。听书不像读书，聆听你必须跟着声音走，不可能快速听，或者略过一些地方不听。所以，最适合听的资料大概是最好的，最耐人寻味的内容：一是最好的经典，一是精炼的诗歌。知识性的书籍和讲课不必去听。我从来也都嫌听讲太慢，对线上和线下的讲课都没有多少兴趣。但是，当散步的时候却不一样了。反正是在走例行的每日万步，走得很快，有时赏心悦目乃至惊异于周围的景物，有时则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一种思想或情绪中。但有些时候可能什么想法和风景都没有，或者一切都隐没在夜色中，这时则可以戴上耳机，进入一个由声音引入的神秘世界了。

    我反复听创世纪、出埃及记；听福音书和罗马书，听《东科克》和里尔克。我听“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听里尔克的《秋日》：“谁现在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道上长久徘徊，落叶纷飞。”

    也许是因为阅历渐多，就越来越体会到“信仰事大”。也体会到人的有限性和对无限的渴望。人再能，也还是有所不能。再逞强，也还是有弱。人营营役役，甚至轰轰烈烈，最后也还是要生老病死。人在地上甚至近地天空中的成就是多么宏伟，但又依然是多么微小——只要我们把眼光稍稍投远，仰望一下星空、环顾一下包围我们的宇宙。

    今年读书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和疫情和疾病有关的著作。除了读《鼠疫》《魔山》等文学作品外，看了一批有关瘟疫的书：《瘟疫年记事》《瘟疫来袭》《黑死病》《人类大瘟疫》《传染病的文化史》《瘟疫与人》等。还读了福柯、阿甘本的一些有关“赤裸生命”还有“例外状态”的文章。重读了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等。

    后半年放松了的阅读则主要是和自己的写作研究有关了。一个方面是经济学著作。因为一直打算写一篇介绍托马斯·索维尔思想的文章，除了选读他的一些英文原著，又开始读一些有关经济学原理和历史的书籍。比如马歇尔的《经济学》、熊彼特的《十大经济思想家》和《经济分析史》的一部分。

    进入冬天的时候，则主要是读人性论方面的书。比较系统地读了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从先秦一直到戴震。也读了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些著述，比如平克的《白板》、哈里斯的《教养的迷思》等。旁涉到教育的书还有《末日总在咫尺间》等。

    年底因为参加评书，也照例浏览了一些今年出版的新书，对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一书颇有感触。他用四十年时间写了上百位过去的历史人物。有些是一直赫赫大名的，也有些是现在已经籍籍无名的。他在打捞历史，续上记忆。除了人物，还有土壤和氛围。他写了那么多人，只写了一座城，那就是上个世纪初的维也纳，这座城就像是一个缩影。它曾经是欧洲的一个文化中心，但看来再也没有可能回到那过去的思想人文和艺术的盛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