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另一种面相

    转眼又到岁末盘点读书账的时节。唐人诗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感慨岁月催人的。因为疫情，我与许多人一样，今春未在大自然里观赏年年相似而今岁别染殷红的春花，也越发感喟今年大不同于去年。在疫情汹涌之际，书还是读的。三月初，为一家公号提供过一份在读书目，由于并不要求写读后感，所以只是书单。对其中《宋代信息传播与管控：以流言为中心的考察》，我写了读后感，题为《宋代的流言与管控》，刊发在疫情非常时期，也算一种应时的交代。至于那份书单首列的《全宋笔记》第三编，我后来把余下的几编也通读一过，做了摘记，留作日后研究或写作的资粮。这种专业性读书，范围专门，取舍专注，原不足多言。《全宋笔记》的大部分，此前基本看过，这次重读，欣然有得的是读出了从前忽略的某些面相。人们总说历史之树常青，之所以能如此，即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努力，从史料里解读出行文遮蔽的另一种面相，进而在研究中揭露出历史真实的另一种面相，随后在撰述时贡献出自成一说的另一种面相。

    《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黄宽重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勾稽出南宋史的另一种面相，正是以往宋史研究所忽略的。《代绪论》概论了南宋不同于北宋的立国大势与战略方针，著者认为，在南宋的特定政治生态下，许多士大夫因政见有异于当道，便淡出朝政，关怀重心转向“致力于基层社会建设”，借以“展现自身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从而“形成此后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结构”；正是在乡里关怀与地方经营的过程中，士人的群体意识得以形塑，“士人群体也因此成为此后中国基层社会中的主动性角色”。在《议题编》里，著者“着眼于南宋政局发展于社会文化的连接”，批评以往研究多“从单一政治事件或人物”去呈现南宋史的面相，呼吁“以多面向视角理解南宋历史”，并具体建议从“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角度，重新探讨南宋政治史与史料利用等问题。在《研究编》里，著者指出，宋高宗君臣“一方面以文字狱压制反对议和之文官，另方面兼用刑狱与利禄收武将兵权”，其后大力鼓吹“艺文绍兴”，藉以构筑南渡政权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在政局逆转的大形势下，在“艺文绍兴”的推毂下，兼之社会相对安定，士人群体得以享有江南社会丰厚的经济文化资源，遂热衷于文物庋藏与雅集评赏，“形成南宋环绕艺文活动所衍生出的特殊政治文化”。通过个案研究，著者抉发了艺文活动与政治仕途的关联，还原了时局动荡下士大夫的多元人际网络，提醒宋史学界关注南宋史的另一种面相，那就是从艺文交流到移动社会的士大夫群体及其知识建构。这些正是这部力作的亮点。

    上至皇城宫苑，下至村舍山居，建筑是每个时代中各色人等的活动主场。但存世的宋代建筑寥若星凤，仅仅凭借文献，试图形象了解宋人起居殊非易事。在复原两宋建筑的外观样式与生活场景上，《大宋楼台——图说宋人建筑》（傅伯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是一册以图说史的大众读物。相比于郭黛姮《南宋建筑史》那样富于专业性的学术专著，该书并不过多论述宋代建筑技术，而侧重对其外观形制与特征的流变作别具一格的“图说”，逼真地显现那些文献语焉不详或实物无从得见的建筑细节，并不乏独得之见。例如，著者遍查现存宋画，宫苑、官署、豪宅的大门口从未画有石狮子，宋人笔记诗文也未见相关记载，便颇有理据地判断：后来象征威权的石狮子还没有成为宋代建筑的附设装饰。著者兼具画家与史家的双重身份，遍搜全部宋画与部分元画，又亲笔描绘了大量线描示意图，再辅以简洁雅达的文字阐释，让读者由图读史直观两宋建筑。尤其值得称许的是，该书从图像视域拼缀出宋代日常生活的另一种面相。

    《汉画故事：刻在石头上的记忆》（张道一著，中华书局，2020年5月）也类似《大宋楼台》，既有艺术的鉴赏性，更具历史的具象性，同为图像说史的佳作。著者先对汉墓画像石与画像砖作精心甄选与合理分类，然后解读故事，辑证文献与阐述背景，多维度地发掘其中丰富的内涵。从艺术史角度看，这些汉画气势雄浑，构图生动，装饰的程式化与艺术的独创性融为一体；鲁迅曾主张中国版画应从汉代石刻画像、明清木刻插图与民间年画中汲取养分，依然是颇具启示的论断。但我们不妨关注其另一个面相。从历史学视野看，这些汉墓主人的社会身份与经济基础多属中层社会；而造像艺人则是下层民众，他们以自身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与艺术手法，形象再现了中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与认知世界，刻画了双方认同的人物事件与信仰传说，民间的下里巴人与文人的阳春白雪在艺术与思想上实现了罕有的交汇融合。这些汉画摹绘了世俗生活与信仰世界，为汉代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史料，开辟了另一种取径，即便文献记载与之对比也相形见绌。

    汉代引人关注的，不仅有画像石，一部《史记》更让人仰望低徊。回顾近年的《史记》导读，《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陈正宏著，中华书局，2020年）无疑称得上白眉。著者谦称不是写学术著作，“只能算是带一点学术性的通俗读物”，但基于深湛厚实的文献学根柢，充分关注了《史记》时空的立体性与完整性。这册专讲《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与八书，著者自出机杼地作了必要的分合，再提炼副标题概括每讲的要旨，画龙点睛，识见不凡。其中说《表》与说《书》两卷诸讲的副标题尤见精彩，例如《十二诸侯年表》的副题是“帝国统一的长时段前奏”，《秦楚之际月表》的副题是“大王轮流做，本月到我家”，分别揭示了两表的属性，可谓一语中的。说《表》这卷的总副题是“画一个网格，把历史填进去，把人填进去”，也要言不烦地以时、空、人三要素点明了《表》的特色。《史记》既然是经典，各家解读自然各有感悟。卷首在介绍司马迁其人其书的煞尾，不无感慨道：“中国有一部《史记》，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中国只有一部《史记》，又是一件令人深思乃至悲哀的事。”余音袅袅，意在言外，引人回味。本书是著者讲《史记》系列读物之一，笔法雅俗共赏，眼光专业独到，思考出入古今，一改经典导读那种正襟危坐说高头讲章的形象，呈现了令读者如坐春风的另一种面相。

    《清朝大历史》（常建华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的命名显然在向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表示由衷的敬意。著者专长为明清社会史，不同于黄氏《中国大历史》更多关注政治史层面，《清朝大历史》虽也关注清朝的政治，但主要立足于清朝建国及其政治认同，著者认为，清朝在治统上接续明朝与此前列朝的统治，立国方针是民族利益兼顾国家利益。这一观点旨在纠正史学界的汉族本位论或满族中心论的偏颇，也是著者鸟瞰清朝大历史的视角。本书先从政治史角度概论“康雍乾盛世”，带出人口膨胀、耕地不足与粮食短缺等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游民骚动与闯关东浪潮。随后讨论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仓措施与开矿政策及其演变，西南民族的改土归流与西北疆域的纷扰巩固；接着叙述科考与士风，宫廷元旦朝贺，建构基层社会的宗族、保甲与乡约，凡此布点，社会史的浓重气息扑面而来；为展开清代中叶南北民众的日常生活，选择山西与江西作为南北两个剖面，也纯属社会史个案的家法路数。无论总体布局上，还是叙事风格上，该书都凸显了一个社会史学者的清朝大历史观；同时也表明，书写大历史也完全不妨有不同于黄仁宇的另一种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