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仅从殷商甲骨文时代算起，汉字的发展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汉字的发展大致有象形象意造字、假借造字和形声造字三个阶段。象形象意造字是汉字的起始阶段，为汉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假借造字为汉字的发展开创了一条表音的新路，是汉字发展的重大突破。形声造字推动汉字大发展并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假借造字的出现是救象形象意造字有时而穷之弊，而形声造字则是救假借造字过多造成信息表达和传输混乱之弊。形声造字在声旁上加形，在形旁上加声，既保持了表义体系的优点，又克服了象形象意造字的缺点。形声造字为汉字找到了一条最适应汉字表达方式的造字坦途，从此，汉字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到今天。

    汉字的主体是形声字，研究汉字语源必须解读形声字。前人说汉字以目治，是从汉字形义体系这一角度说的。但显而易见，汉字尤其是形声字还有一个音义体系。自从“右文说”发明以来，从声符研究形声字语源意义的学者不断涌现。

    杨树达先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将对形声字的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角度推进到语源学角度。杨树达先生提出形声字声旁往往表义的观点，并将传统的“音训推因法”和“以形说义”相结合，对声符字形体结构进行分析，考察声符字音义系统，以及语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的种种特殊规定性，进行字词的具体考释和系联，分析考证系联同源词。这种根据形声字的声符进行系联和推寻该文字所表语词语源的方法，可称为声符协声求源法，是最具有汉语言特色的语源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杨树达先生进行形声字研究，用形声字系源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用同声旁字系源，凡某声多有某义；二是用意义相同相近的形声字系源，即同义字往往同源，也即字义同源于语源同。

    按照杨树达先生的观点和思路，汉字研究专家黄巽斋教授历时数年，完成《说文同声旁字义训》一书。

    本书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基础，选择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兼采《广韵》《尔雅》《方言》《玉篇》《释名》《经典释文》等文献，根据甲骨文等新的文字考古资料，结合杨树达先生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和作者个人多年的教学及研究积累，运用训诂学和音韵学研究工具，进一步进行汉字个体的形音义关系及语源研究。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古韵部将《说文解字》9000余字以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古韵十八部，每部又将同部之文（独体字）分别列于同此声诸字之首，所谓“一文之声定，而众字之从以得声者悉定”，为今天研究形声字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选取《说文通训定声》所收录的汉字，以声符归类的体例逐一进行研究阐释，尤其注重声符与语义的关系及语源研究，根据凡抽象皆由具象而出的原则，寻根探源，解读个体汉字的语源。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在每个字头之下先举《说文》原文，讲明此字的本义，再引古书文句和传注作为例证。本书沿用《说文通训定声》这一体例，以声符字为字头，引用《说文解字》原文及《说文通训定声》解释，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研读考证，引入新的证据，加入个人的思考，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梳理总结，又阐释自己的新发现新成果。

    本书对《说文解字》和《说文通训定声》中解释不妥或有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更为合理的阐述。如“既”字，《说文解字》“从皀，旡声”，是将“既”作为一个形声字的，黄巽斋则认为该字“整字读旡，非以旡为声”，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训“既”为“小食也”，黄巽斋则依从罗振玉先生这一训解“义与形不协”的观点，认为该字“义当为吃饱了不能也不想再吃，用把头反过来去离开食器示意”，这层意思正与“旡”字相同。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部分形声字声旁不表义的问题，本书从形声字声旁有假借的角度，结合具体的形声字进行了深入研究，解读了大量形声字声旁不表义的问题。如“暇（匣鱼）”字，本书认为“叚声”应该是“隙声（溪铎）”之借，“溪匣旁纽，鱼铎对转，此谓忙碌中有空隙时间，此用隙空隙之引申义”。

    总之，《说文同声旁字义训》可谓形声字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还值得提到的是，黄巽斋教授师承著名语言学家周秉钧先生，发扬湖南前辈学者杨树达先生学术思想和研究精神，专心致力于《说文》形声字研究，研究内容上独具特色，同时在析声释义中，加入生活体验和湖南方言土语、坊间故事，或为佐证，或以阐释，呈现出湖湘文化与古文字的血脉相连、源远流长，也使该书读来丰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