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司马迁隐秘心曲的《时空》

    《史记》“文不甚深”，相较后世某些文派，反而是明白易懂的，但对于大部分现代读者来说，直接进入《史记》文本依然是有门槛的。此外，《史记》是司马迁在经历了巨大磨难之后所成的“一家之言”，纾忧发愤，甚至被称为“谤书”，因此，即使具备了一定古文基础的读者，在读懂《史记》文字的同时，能否读出司马迁蕴蓄其中的史观和情感，仍不好说。因着这两点，循着专家的引导，逐步进入《史记》的世界，便成为一条走进经典的可靠路径。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就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引路”之作，此即“陈正宏讲《史记》系列”。该系列共4册，第一册为《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陈教授讲《史记》，不光讲文本，讲故事，更把重点放在《史记》的编著史上，讲承载这些故事的文字是怎么来的。正如作者《后记》所言：“我在本书里讨论的，更多是《史记》的各篇是以什么样的文献为基础被编写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呈现这样或那样的文本面貌。”举例来说，《秦本纪》写得详实精确，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文献多，而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历史的记述就较为单薄，这是秦朝焚书，把秦国之外史书销毁殆尽的结果（《六国年表》叙文中，司马迁感慨道，他编年表依赖的“独有秦记”）。再比如《史记》记载商纣还没灭亡时西伯就已经称王，且在伐商成功后砍下纣王的头，这些记载遭到后世儒家学者的质疑，但司马迁还是写进书里，因为，唯一能让他尊重的，就是看到和听到的“文献”，他的写作不会被任何既有观念所束缚。还有，《三代世表》矛盾之处很多，司马迁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决定向孔子学习，尊重原始文献，“疑以传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通过对《史记》成书过程的分析，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作为优秀史学家的卓越之处，便一点点呈现出来：“他似乎更喜欢让自相矛盾的史料在他的大书里互相较量争斗，以此显现历史的纷繁复杂与难以捉摸。”

    陈教授还通过对古代文献形式的分析，来推测《史记》所遭逢的命运。比如《天官书》大胆的劝谏和《封禅书》辛辣的讽刺能逃过被删削的命运，应该就与古代的文献形式有关，即目录在最后，配有提要，古人读书先看提要，特别在纸张发明之前更是如此，由于这两篇的提要司马迁写得十分“官方”和“平庸”，故很有可能武帝不再有兴趣读下去，从而躲过了像《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被删那样的劫难。

    更进一步，陈教授是借文献解读的方式，来探究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隐秘心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司马迁时时不忘观照现实，尤其是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代。将《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第一篇，除了司马迁时代认为黄帝是历史之始外，也有如下考量，即朝思暮想做神仙化黄帝的汉武帝被层出不穷的方士骗得团团转，司马迁对此深恶痛绝，才写了这么一个带有明显人性的黄帝，而且置于首篇，作为后世历代帝王的榜样。另外，不吝溢美之词描述文帝时代政治的宽松，比如“除肉刑”，就是为了反衬武帝时代的专制残忍。

    第二，《史记》写历史，终极是写人。陈教授说得明白：“（司马迁）借着描述一个很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加以彻底揭示。”因为“推动任何特定区域历史演变的基本动力，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区域中的人的普遍人性”。正是因为聚焦在人和人性，才更显出《史记》的深刻与超越时空的魅力，也是它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显得卓尔不群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史记》以后的正史中基本都有《地理志》，相对客观，而《史记》却独有自然与人事纠葛的《河渠书》，讲漕运和水患，说明司马迁更关注制度背后的人。再比如司马迁在《礼书》中鲜明阐述自己对于礼仪的理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此外，《平准书》写经济，但并不关心具体的经济数字，而是围绕经济写经济以外的问题，最后的“太史公曰”写道：“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更是说明司马迁关注的，始终是历史中的人，以及人的活动导致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