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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9月23日 星期三

    北京口述历史

    ——书写一个城市的民众记忆

    司徒剑萍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9月23日   08 版)

        《北京口述历史(第三辑)》(《“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八十年来翰墨缘:米景扬口述》《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行走京城草原间:在京蒙古人口述》)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北京,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见证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更替,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与之伴随的是这座城市不断消逝的民众记忆。北京出版集团2013年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开始策划“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希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北京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以及它所经历的这百余年的变迁,留下一些记录。”如今8年过去,“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于2014年、2017年出版两辑共10部,今年即将推出第三辑4部。

        2014年,“北京口述历史”推出第一辑5本——《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定宜庄、张海燕、邢新欣)《宣武区消失之前》(定宜庄、阮丹青、杨原)《找寻京郊旗人社会》(邱源媛)《诗书继世长——叶赫颜扎氏家族口述历史》(杨原)《学院路上》(胡懋仁),尝试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北京历史文化,展现了定宜庄及团队对北京历史文化多元立体的理解,以及在口述史研究范式上的不断尝试。

        在《宣武区消失之前》一书中,定宜庄通过任职宣武区数十年的政府官员黄宗汉口述的个人经历,来了解北京宣武这样一个特定地区。除了查找必要的文献材料之外,她还尝试通过若干位曾与黄宗汉一同在宣武区工作过的同事口述,以期达到互证的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在后来的口述史研究中得到了推广。《找寻京郊旗人社会》是邱源媛博士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借鉴了国际上城市史的研究范式,将城市看作有机的社会主体,将研究聚焦于八旗庄园体制下的旗人群体,通过对这些居住在现今北京郊区的旗人后裔进行走访,将口述访谈、民间文献和官方史料相结合,在多重视角下考察清代畿辅地区庄头旗人社会及其后人的生活,勾勒出在北京自清以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从而构成凝重而悠远的北京城市史。

        第一辑的五本看似题材广泛,但给读者描绘出北京城这百年间区域格局变化与行业沿革、个人生命体验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一套书,在学界收到了不小的影响,也引起海内外相关学者的注意。

        北京人与北京城概念的重塑,是贯穿“北京口述历史”工作的核心问题。在第二辑中,定宜庄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访谈对象、访谈主题的扩大,她的着眼点放在对自己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访谈者、相关访谈者的口述回访、问题追问。长达6年的口述回访、文献钩沉,一些曾经“信以为真”的史实逐渐被质疑、推翻,更多的历史、故事,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

        《府门儿·宅门儿》《八旗子弟的世界》《胡同里的姑奶奶》讲述的是曾经北京内城的历史,《宅门儿·府门儿》是为宗室王公卷,《八旗子弟的世界》《胡同里的姑奶奶》都是为八旗官兵后裔所做的访谈。从这些人群的口述里,定宜庄挖掘了清代的八旗制度是如何通过旗人及其后裔群体融入到今天的京味儿文化之中的。《生在城南》则将视角投向外城,也就是南城,《城墙之外》关注的则是城郊的人群。

        总而言之,通过第二辑的五本书,定宜庄重新梳理了大量受访者的口述,其中甚至有长达10年的回访、也有跨越海峡两岸的追问,以及不断地对口述与新发现的文献档案进行重新互证。这种严谨又富有情怀的写作,为我们展现了老北京城曾经的地域格局,让我们看到在百年来的历史岁月中,北京的文化内涵是如何被不同区域的人所书写、升华的。在这些区域中生活的人群及他们的后裔,不管去到何方,都保留了其身上鲜明的北京文化烙印,成为了渐渐淡去的乡愁。

        通过“北京口述历史”第一辑第二辑的梳理,北京这座城市的概念,也逐渐变得清晰:北京是一个融聚了多种文化与多个民族、兼具多种地域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城市有机体。除了那些历代遗传下来的古建、文物、遗址,我们不应遗漏北京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人。在许多人的生命历程中,往往隐藏着历史中诸多不为人知的场景,因此,对于个体生命史的关注,在历史叙述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即将推出的“北京口述历史”第三辑则更加突出了个体生命史的叙述。

        以往的口述史著作中,往往会过分强调“向下看”“底层”,视角集中在贫民、流人、乞丐。但对于作为一个城市社会来说,真正“失语的大多数人”,更应该是“既非大富大贵也非贫困无告的‘不上不下’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第三辑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庞大群体中的典型个案。

        《“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里,定宜庄与苏柏玉用了长达10余年的时间,对常氏二兄弟进行了多次的口述访谈,并考订各类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还原了一个老北京的旗人家族所经历的社会变化,常氏兄弟二人对家族历史、特定事件的不同记忆、不同评判,让我们对民俗在城市文化中所蕴含的意义、旗人文化在北京城市文化中的影响有了新的理解。

        《八十年来翰墨缘:米景扬口述》与《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两部作品,则将视角聚焦在个体生命经历与各自所围绕的行业群体相勾连,折射出北京作为一个首善之区,在数次的变革中被不断强化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八十年来翰墨缘:米景扬口述》中,作为北京最负盛名的文房四宝老字号荣宝斋主要经营者之一的老北京人米景扬,在口述中还原了荣宝斋80年来经历从公私合营到改革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从落魄走向重焕生机的过程。《变迁中的北京勤行:陈连生口述》关注了北京人最离不开的餐饮业,从毕生从事北京传统餐饮行业的陈连生口述中,还原了北京传统餐饮行业背后所蕴藏着的多元丰富的民族文化、复杂诡谲的社会关系。这两位口述者,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贵”,但他们所处服务行业的特性,让我们从中窥视到了京城错综复杂、令人叹为观止的社会网络结构。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许多民族在这个疆域内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蒙古族、满族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城市化中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行走京城草原间:在京蒙古人口述》记录数位在京蒙古族老人的口述访谈,反映了数百年来在京蒙古族人的生命史,展现少数民族同胞参与国家、城市建设的过程。

        纵观“北京口述历史”这8年间推出的所有作品,特别是即将推出的第三辑,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百年近现代史中,个人与社会、家族与族群、地方与中央、区域与整体,这些关系是如何相辅相成的,这些不断相互作用的力量,在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下,带给北京城以及城中的每一个人迂回曲折的历程。因此,“北京口述历史”中由这些访谈者与口述者合作书写的历史,已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民间记忆”,它们与各类档案文献,共同构成近现代北京城市社会史,成为北京近现代史不可抹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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