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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0年07月08日 星期三

    阅读研究:由《辞典》到《通史》,再到《读书赋》

    王余光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8日   19 版)

        有文字的历史便有阅读史。从甲骨文、钟鼎文、竹简、帛书,到宋版明刻,直到今天的荧屏连接,网络传输,书籍和阅读形式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人类读书的热情,求知的渴望。由于中华民族一贯崇教重学,强调诗书传家,便形成了贯穿古今的优良的读书传统。阅读研究是一座思想的富矿、精神的富矿,内容博大精深,其研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工具书《辞典》的形式来表现,也可以用《通史》的形式逐朝逐代进行宏大叙述,近日从《光明日报》上读了龙协涛先生的《中华读书赋》,用文学的笔法,写了文字和书籍的起源,写了读书与人生、社会的关系,写了读书的门径和方法,感到这种声情并茂的描述,也是研究中国阅读史的一种好形式。

        对中国阅读史的兴趣,则源于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1990年,我与徐雁合作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编纂工作开始启动。这部工具书近两百万字,我们搜集了相当丰富的古今中外与阅读领域的相关资料,其中也包括了大量的中国阅读史资料。虽然这是一部辞书,但在编纂过程中,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对细节有了更多的关注。

        1997年,我与几位同道将几种中国古代读书史的资料加以汇集成《读书四观》一书出版,这本书所选均为明清时期著名藏书家、学者辑集的先秦以来的读书古训和读书掌故,思想深刻,事迹生动,内容丰富,文笔晓畅。此后数年,由我主编的《中国读者理想藏书》《读好书文库》《书海导航》《世纪阅读文库》等系列读物相继出版。这些编撰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注在阅读问题上。以上这些著作和丛书的编撰,为我们下一阶段转入对阅读文化与阅读史的全面研究做好了基本资料的准备,同时也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2003年,我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阅读史研究》。这个大项目试图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阅读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04年,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的相关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中国阅读通史》编撰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至2015年,十卷本三百万字《中国阅读通史》从初稿到修改工作基本完成。

        现今的中国,有很多工程、项目或战略。我以为,推广阅读,倡导和鼓励国人读书,或许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战略。十余年来,《中国阅读通史》的作者一直没有申请其他研究项目,集中精力潜心该书的撰写,是我们的一种自觉行为。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图书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且极具民族特色。中国图书从载体、用墨、印装到文字,均系自身发明,形成了非常有民族特色的图书文化,并对世界的图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阅读文化正是图书文化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阅读通史》的主编,我正是带着敬畏虔诚的心灵去思考那些辉煌的过去,这正是我们的动力所在。

        司马迁云:述往事,思来者。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期盼未来阅读史的研究更加辉煌。通过对中国阅读历史的叙述,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史鉴今,为书香中国的建设鼓与呼。

        (作者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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