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各高校即将复课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很有些特殊意义的书——《这辈子》。
说它特殊,有两个原因,一是赠书者的身份“特殊”,她叫杨扬,和我认识至少有20年时间了,当时我们都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当记者、编辑,彼此间时有接触。后来她随爱人远赴爱尔兰了,我不时听到她的好消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殊”,就在于它是由三个女人共同书写的,作者分别是杨扬、她的母亲和她的外婆,当然外婆是“女一号”,因为这本书说的就是这位百岁老人“一辈子”的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特殊”,所以书刚一拿到手,我便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
杨扬外婆生于19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教育工作者,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她历经了民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一般人难以拥有的丰厚的人生阅历。“人活一百年,看到的世界,有何不同?”这话就印在书的封面上,似乎也在昭示着本书的主题——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生命史。
毫无疑问,杨扬外婆的一百年,早已不再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经历与经验的真实记忆,而是在历史车轮推动下,肆意流淌在时间与空间之维中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叙事,融入到大开大阖的历史长河之中,融入到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或许也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这辈子》是一本写得很有“趣味”的书,作者顺着时间链条,描摹人物和对时空具象化的描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也显示出作者深刻的思考水平以及不同寻常的文字驾控能力。
作者在建构故事场景时,能够很熟练地将家庭空间、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形象化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些空间里的一呼一吸,都被作者渐化为她所想要表达的那种独特氛围。比如在谈到外婆所住镇江的房子时,作者写道:
镇江有条有名的街叫大西路,特别繁华,柏油马路两旁都是梧桐树,虽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鬼子烧毁不少,但战后仍然车水马龙。……家属院有两栋楼,我们一大家子住前栋一楼第一家,王懋功胞妹和我们紧邻,住第二家,保安队大队长、军需处长也在一起。这些人好多都是王懋功的乡亲,都是日本侵华时跑到铁路西投奔王懋功的。
读者阅后,恍如就站在了故事发生的“舞台”上,而且在耳闻目睹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在“舞台”上活动。
作者对人物语言的描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富有浓厚生活味的原生态对话,很好地还原了故事最初的状态,真实自然,极易为读者所接受。
作者对方言的熟练运用,更是让文字灵动了起来。比如,在谈到刚刚嫁入外婆家的二嫂,想带着外婆去偷吃莲子时,作者写道:
(二嫂)过来小声地问我(注:指外婆):“大姐,想吃新鲜的莲子吗?”我立即回答:“想吃!哪有?”二嫂笑着说:“你家汪里(注:指池塘里)莲子长得那么大,我带你去弄!”……二嫂神秘地说:“白天不能去,我刚嫁到这里,大白天赤脚卷裤,别人看了会笑话。咱晚黑(注:指晚上)去!”
“汪里”“晚黑”都是方言,书中方言的大量使用,既体现出了地域生活的真实性,又使各色人物形象愈加丰满。
本书还穿插了不少的奇闻逸事,这些看似“道听途说”的内容,由于真实且贴合人物,非但没有让人觉得虚假,反而让文字更加跳跃,对人物的刻画也就更有说服力。比如,书中五老爷“自告奋勇要去买盐”,他只用了两袋烟的功夫,就跑到九里之外将盐给买了回来,结果:
“五老爷是飞毛腿”的事情传得越来越远,传得官都知道了,派人到双沟调查虚实。人都说,当官的怕这个飞毛腿飞到官府或者皇宫招惹是非,所以打算如果真有此人、确有其事,就要把他带走。那两个调查的人来到双沟俺家里,当家的八老爷听说来人意图后,把五老爷藏了起来,不给见。“那都是人胡扯的!”八老爷不承认家里有这样的人,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的这个哥哥,只不过腿脚比别人走得快一点,没那么夸张,更没有能飞的本事。”
让人读后,实在是有些忍俊不止。
《这辈子》之所以这么“特殊”且富有“趣味”,这与杨扬多来一直善于思考和笔耕不辍是断断分不开的。作为多年的好友,我衷心希望、也非常相信,她会在非虚构写作这个眼下大热的领域里,呈现出自己更大的野心和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