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人一本书

    当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各高校即将复课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很有些特殊意义的书——《这辈子》。

    说它特殊，有两个原因，一是赠书者的身份“特殊”，她叫杨扬，和我认识至少有20年时间了，当时我们都在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当记者、编辑，彼此间时有接触。后来她随爱人远赴爱尔兰了，我不时听到她的好消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殊”，就在于它是由三个女人共同书写的，作者分别是杨扬、她的母亲和她的外婆，当然外婆是“女一号”，因为这本书说的就是这位百岁老人“一辈子”的喜怒哀乐。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特殊”，所以书刚一拿到手，我便迫不及待地读了下去。

    杨扬外婆生于1920年，是新中国第一批教育工作者，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她历经了民国、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一般人难以拥有的丰厚的人生阅历。“人活一百年，看到的世界，有何不同？”这话就印在书的封面上，似乎也在昭示着本书的主题——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生命史。

    毫无疑问，杨扬外婆的一百年，早已不再是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经历与经验的真实记忆，而是在历史车轮推动下，肆意流淌在时间与空间之维中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叙事，融入到大开大阖的历史长河之中，融入到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或许也正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吧。

    《这辈子》是一本写得很有“趣味”的书，作者顺着时间链条，描摹人物和对时空具象化的描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也显示出作者深刻的思考水平以及不同寻常的文字驾控能力。

    作者在建构故事场景时，能够很熟练地将家庭空间、乡村空间和城市空间形象化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些空间里的一呼一吸，都被作者渐化为她所想要表达的那种独特氛围。比如在谈到外婆所住镇江的房子时，作者写道：

    镇江有条有名的街叫大西路，特别繁华，柏油马路两旁都是梧桐树，虽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鬼子烧毁不少，但战后仍然车水马龙。……家属院有两栋楼，我们一大家子住前栋一楼第一家，王懋功胞妹和我们紧邻，住第二家，保安队大队长、军需处长也在一起。这些人好多都是王懋功的乡亲，都是日本侵华时跑到铁路西投奔王懋功的。

    读者阅后，恍如就站在了故事发生的“舞台”上，而且在耳闻目睹故事中的一个个人物在“舞台”上活动。

    作者对人物语言的描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富有浓厚生活味的原生态对话，很好地还原了故事最初的状态，真实自然，极易为读者所接受。

    作者对方言的熟练运用，更是让文字灵动了起来。比如，在谈到刚刚嫁入外婆家的二嫂，想带着外婆去偷吃莲子时，作者写道：

    （二嫂）过来小声地问我（注：指外婆）：“大姐，想吃新鲜的莲子吗？”我立即回答：“想吃！哪有？”二嫂笑着说：“你家汪里（注：指池塘里）莲子长得那么大，我带你去弄！”……二嫂神秘地说：“白天不能去，我刚嫁到这里，大白天赤脚卷裤，别人看了会笑话。咱晚黑（注：指晚上）去！”

    “汪里”“晚黑”都是方言，书中方言的大量使用，既体现出了地域生活的真实性，又使各色人物形象愈加丰满。

    本书还穿插了不少的奇闻逸事，这些看似“道听途说”的内容，由于真实且贴合人物，非但没有让人觉得虚假，反而让文字更加跳跃，对人物的刻画也就更有说服力。比如，书中五老爷“自告奋勇要去买盐”，他只用了两袋烟的功夫，就跑到九里之外将盐给买了回来，结果：

    “五老爷是飞毛腿”的事情传得越来越远，传得官都知道了，派人到双沟调查虚实。人都说，当官的怕这个飞毛腿飞到官府或者皇宫招惹是非，所以打算如果真有此人、确有其事，就要把他带走。那两个调查的人来到双沟俺家里，当家的八老爷听说来人意图后，把五老爷藏了起来，不给见。“那都是人胡扯的！”八老爷不承认家里有这样的人，他信誓旦旦地说，“我的这个哥哥，只不过腿脚比别人走得快一点，没那么夸张，更没有能飞的本事。”

    让人读后，实在是有些忍俊不止。

    《这辈子》之所以这么“特殊”且富有“趣味”，这与杨扬多来一直善于思考和笔耕不辍是断断分不开的。作为多年的好友，我衷心希望、也非常相信，她会在非虚构写作这个眼下大热的领域里，呈现出自己更大的野心和气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