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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先生的《师承集》收入了他编辑《读书》和主持三联书店期间诸多文化人写给他的书信，其中就有吕叔湘先生。沈昌文在代序《我的老师》中说：“我最记得的是吕叔湘老人，他老人家每看完一期《读书》，就给我写一封信，提出他的想法。我收集了好多信在这里。我甚至想说，编这本书，主要为了让人们见到吕叔湘老人家这些宝贵的信函。”这本《师承集》因限于篇幅只收了吕叔湘先生的八封信，其中两封未收入《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的书信中，下面就看看这两封信。
昌文同志：
想早已从南边回来，不知问题解决得如何？
我许愿的文章一直拖到前天才动笔，现已完事。
最近上海教育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自选集》，谨以一本呈教。希望能在《读书》的新书录上上个名字，随便说上几句就是了。这本书我买了几十本送给语言所里的小字辈，还有富余，《读书》编辑部的同志有感兴趣的我可以奉送。告诉我名字，以便写在书上。
我们这里的邮局翻修，没地方寄挂号。请仇辉或别位同志方便的时候来取书和稿子。
祝好！
吕叔湘
七月十四日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了《吕叔湘自选集》，据此可推知此信写于1989年7月14日。至于8月出版，7月份就拿到书，这在很多出版社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吕先生信中说的已完成的“许愿的文章”不确定指的是哪一篇，该年《读书》第9期上登载了吕先生“未晚斋杂览”的《赫胥黎和救世军》，这篇之后，直到第二年即90年第3期上才又刊登吕先生的另一篇“未晚斋杂览”《买书·卖书·搬书》，期间没有其它吕先生的文章。根据一般编辑周期，从收到文稿到编辑刊登大概两到三个月，依此推断应该是《赫胥黎和救世军》，但是《读书》因7、8两月及随后各期进行了内容调整，这会不会造成稿件积压，依此推断则为《买书·读书·搬书》合理，所以此处不妄下结论，只列出两种推测。
第二封信：
昌文同志：
寄上文稿一篇，或者能够赶上明年第三期。
这两年感觉写文章越来越吃力，《未晚斋杂览》恐怕要到此为止了。记得去年你曾经说过，这些杂览似乎可以集成一本小书，当时我有些迟疑，总想再写几篇凑成十万、八万字，才像一本书的样子。现在明摆着这是不可能了，那就让它印成个小本子吧。不知道三联近来情况如何，还有可能没有。如有可能，请将这一篇复印一份给我，我就着手编集。
顺祝
新年多福！
吕叔湘
90-12-28
收到此信请给电话（5002484）
根据此信的写作时间90年看，信中“寄上文稿一篇，或者能够赶上明年第三期。”一句当然指的是91年《读书》，该年第3期“未晚斋杂览”刊登了吕叔湘先生《蔼理斯论塔布及其他》一文，据此可知信中的文稿应指此篇。
《未晚斋杂览》是1987年《读书》专门为吕叔湘先生开的一个专栏，第4期刊出了专栏第一篇文章《第二梦》。《读书》第5期“编后絮语”中简单介绍了该专栏的开辟经过：“在本刊一再请求下，八十高龄的吕叔湘先生已允为读书写一专栏文字：未晚斋杂览，上期刊出第一篇。”吕先生为此专栏所写文章共计7篇，分别是《霭理士论塔布及其他》《赫胥黎和救世军》《葛德文其人》《李尔和他的谐趣诗》《〈第二梦〉》《〈书太多了〉》《买书·卖书·搬书》。1994年结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吕先生与《读书》渊源颇深，他不止给《读书》写文章，还给《读书》的主编沈昌文写了很多关于《读书》的信，从现在《吕叔湘全集》第十九卷所收写给沈昌文的22封信和此处所录的2封，总计有24封，时间从1979年10月至1991年9月，持续了十三年，从时间跨度和信的内容看应该还不止此数。在这些书信中，吕先生常常开头说：“我只能用半天时间翻翻”，接着下面就列了十几到二十几的关于错字、有语病的句子及不通顺的段落。对于这段交往，沈昌文先生在其回忆中说：“我首先要提到吕叔湘老先生。我同他老人家结识后，……他很乐意指导我编刊物，几乎每月读过《读书》后就写一信给我，提出意见。他的不少意见，具有方针性，不只是就文论文。”（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p134）。
以上所录两信内容都不是吕先生“指摘”《读书》满纸“风云气”的书信，爱之深所以责之切，从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吕叔湘先生和作为主编的沈昌文先生都有此共识，所以吕先生对《读书》所提“逆耳忠言”，沈先生都笑纳不敏，吕、沈二位的交往可做文坛佳话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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