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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荷兰文学明星达安·海尔马·范福斯（DaanHeermavanVoss）是微信的老用户。他对中国一点也不陌生。
他已经三访中国。前两次在广州生活。最近的这一次，他飞到北京，借着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的机会，加入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五期作家营。
对中国读者来说，海尔马·范福斯现在也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了。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之战》（DeLaatsteOorlog）刚刚由花城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主人公是一位荷兰作家，入赘给犹太人，改用妻姓，皈依了犹太教，但情断才尽，婚姻和事业双双失败，于是到穆斯林学校做校工，一个受到迫害的非法移民少年和情人父亲的集中营日记，让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的界限。
“它讲述的是一个被困在当下的人，一个不记得过去的教训就无法看世界的人，一个拼命想做好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海尔马·范福斯在《最后之战》的中文版前言里写道。
1986年，海尔马·范福斯生于阿姆斯特丹，今年三十三岁，已出版了六本小说和数本纪实作品，包括2015年的《一次迟到的旅行》（Eenverlatereis），书中记录了他和已故大作家哈里·穆利施（1927-2010）的女儿弗里达一同前往奥斯威辛的经历，并回忆了他的教父和大屠杀幸存者达安·德荣——即海尔马·范福斯对中华读书报所说的“老朋友”——的家史。以色列大作家阿莫斯·奥兹称,这本不足七十页的小书是“一本动人的、痛苦的和精细的作品，饱含着怜悯”。
他的近作是2018年的小说《称之为爱情》（Noemhetliefde）。
中华读书报：你在作家营过得愉快吗？
海尔马·范福斯：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愉快排在第一位。但绝对很有趣。我从没来过北京，但以前来中国已有两次，那要感谢广州的中山大学。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看看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看他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才能，向来是一大乐趣。但是总的来说，我充分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我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于写作。远离家乡使我解放了思想，孤独并不总是有趣，却非常有生产力。我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在这儿，在北京，写完了我下一本书的最后一章。（哦，我还参观了一个博物馆，馆中展出了中国摇滚乐史的照片。非常古怪。）
中华读书报：在《最后之战》里，你写到了一些非常当代的主题，但同时也让你的主人公阿贝尔·卡普兰生活在历史当中。历史随时随地都是可见的：历史频道播放的纪录片，阿姆斯特丹的书店里摆放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情人父亲的奥斯威辛日记……历史一点也不遥远！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海尔马·范福斯：用福克纳的话说：历史甚至还没有成为过去。我们每天都在吸纳它，我们每天都与它的教训和后果共同生活，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无论我们能不能看到。我想阐明这一点。而这样做的最有趣的方式，就是让角色去探究历史的教训，痴迷其中，以至于无法看清现在。那么历史是照亮还是模糊了现在呢？这就是我想要探索的。
中华读书报：中国人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但怎样才能做到？
海尔马·范福斯：你做不到。如果历史能告诉或说出未来，我们必将永远陷入困境。过去包括许许多多可能的未来，而我们选择哪种未来——哪个故事，取决于我们。我们需要对这一选择负责。
中华读书报：弗里达·穆利施要采访你，结果却是你和哈里·穆利施的女儿一起去了奥斯威辛？
海尔马·范福斯：我有一位老朋友，奥斯威辛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我对他有过承诺，我们要一起去集中营。我想了解他那一部分人生。可是在成行之前，他突然去世了。因此，当弗里达提出要为一家文学杂志采访我时，我回答：可以，但采访只能在奥斯威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在那个时候和她一起去那个地方。
中华读书报：和你一样，哈里·穆利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分着迷，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二战小说。（《袭击》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译成了中文，并在这里出版。实际上在一年之内发行了两个译本！）说到历史写作，你这一代年轻的荷兰作家与穆利施等前辈之间有哪些区别？
海尔马·范福斯：我认为，一般来说，历史对他们而言更为固定。历史是牢固的、坚实的。而我们不曾经历历史的后果，因此更容易审视盲点，考查历史能够如何呈现。历史对我们来说不再是神圣的，我们拥有了把历史视作文本的自由。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势必如此——当曾经生活在某个历史时期的人相继过世，新一代必须拾起碎片并塑造自己的历史。原则上，（我们）构建的图像很像前辈的构建，但有时并非这样。
中华读书报：你更喜欢哪个城市，北京还是广州？
海尔马·范福斯：好吧，我要对你实话实说——广州。我在那边有朋友，都是很棒的人，上个星期我去广州做推广时，他们还来看望我。真是友好。在气候和人际关系两方面，广州都是一个让我感到更温暖的地方。（哦，可别让我开始回忆广式点心。）但这种偏爱只是基于在广州待过的两个月和北京的一个月，所以也许是我还不知道怎样在北京找温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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