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后惟一人

    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叫司马迁的读书人，少负青云不羁之志，“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太史公自序》），整个人儿像春天的花儿与阳光一样，充满朝气和希望。

    他开初也是一个与时代完全合拍的人。和同时代大多数做官的读书人一样，他忠于职守，热爱朝廷，“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他有家学渊源，“司马氏世典周史”，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言简意赅，金声玉振；也有任职带来的著述便利，“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这样的人做史，内容自然自信，但因为触摸不到时代的痛点，文字容易流于飘忽。

    天汉二年（前99年）十一月，汉将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鉴于对李陵的观察和理解，在朝廷上“推言陵功”，因此惹怒汉武帝，被逮捕入狱，“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第二年又被下蚕室，受宫刑，“重为天下观笑”（《报任安书》），这是司马迁个人的大不幸。

    时代癫狂、世态炎凉萃于一身。但也正因为此，著史主旨也才由歌颂汉王朝“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一变而为通过“述往事，思来者”以抒郁结、通其道（《太史公自序》）。也因作者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他的历史叙事范围才能由当世上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书》）。

    很多人说《史记》只是一部传记文学作品，这种说法忽略了作者多重身份投射到文本里的复杂意义。那个时代的人应该没有把实录和演义完全区别开来，正如《左传》，它和《春秋》经文水乳交融，但我们知道那不能当作过去的真实呈现。《史记》只是在表达作者所理解、所把握的历史与时代，正是这些发自思想和心灵的文字，才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复杂而伟大的时代。

    2019年11月9日一早，我们作为太史公的读者，带着《史记》，一路边读边看，从西安出发，前往韩城拜谒司马迁祠。祠庙高耸于韩城市南十公里芝川镇东南的山岗之上，肃立四望，对未来无限憧憬、期盼的少年司马迁瞬间映入脑海。这祠庙将古人对于司马迁精神的尊崇、追怀很具象地表达了出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这句话不止适用于社会政治剧烈变革时期的真正诗人，对史家亦复如此。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通过触戳时代痛点来警醒他人。没有时代痛点的表达与呈现，就无法对比理解时代的痒点和爽点。正因如此，司马迁痛彻骨髓的感悟，以及他用心血成就的《史记》才具备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尽管文载或有阙，传闻或有误，史家时而需要辨析，时而只能存疑，但作品本身浑然天成，还是应该归功于作者字里行间渗透的本时代复杂精神气质，以及特意表达的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理解。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从古以来，都是为时代政治所濡染、浸透的历史，史家也从来不缺少彰显自身品格的机会。不过看看司马迁，你就知道真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太史公司马迁，永远是后来治史者行的标杆。

    以前读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注意到里面有大量基于旅行的观察思考。这和2000年前的太史公司马迁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穿行在人文璀璨的大地上，观察、体验，精神得以升华，思想得以滋长。人文研究一直是和大地行走有关的学问，古书里的每个字，每个词，每个句子，每段话，都是时空在纸上的投影。精神可以比天高，但精神的载体永远是山川大地。问彼大地，是采集人文灵气，提升自我，提升我们现实生活格调的另一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