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墓古柏

    从北京往西安的高铁上，下载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刻的《韩城县志》，毕沅总裁，王昶等鉴定，傅应奎纂辑，钱坫等编次。前有太史墓图，即是我们此行由西安前往韩城的第一站。到了山前，芝水上已是石桥，而主体建筑，一如图绘。

    拾阶而上，“高山仰止”，“史笔昭世”，“河山之阳”；而登“太史祠”，“文史祖宗”，“史圣千秋”，“君子万年”，“穆然清风”；祠后即“汉太史司马公墓”，陕西巡抚毕沅乾隆四十一年（1776）书碑，早于刊志八年。

    有关太史公祠墓最早的记载，见于《水经注》：“溪水东南经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

    文字是天地间活的精魄，我们因阅读太史公文字，而有此寻访太史公故里之行，到了祠墓，石刻楹联上绵历千百祀而到今的文字，又成了我们瞻仰、摩挲的主要对象，与古人遥接，共同寄托对太史公的景慕。石刻主要集中在祠内，所以四位专家的讲授也集中在祠内进行。

    祠内有治平元年（1064）、元祐五年（1090）和靖康元年（1126）三块宋代石刻，而据县志“碑刻考”所载，还有一块元丰三年（1080）的“谒太史公冢祠记”宋刻，未能寻见。“碑刻考”跋记称“石刻在少梁者，求唐人一字不可得”，略表憾惜。

    祠后墓上古柏，意外发现束有红色挂牌：古树，侧柏，树龄1700年，2018年12月。假如古柏年龄经过精确的科学测算的话，那么逆推回去，正是公元310年殷济“建石室，立碑树垣”时所树。《水经注》“垣”字一本作“柏”，《韩城县志》所录此段文字也即作“柏”，卷首所绘《太史墓图》，此柏十分醒目。明清诗文也多有题咏：“巍峨西山古，浩瀚大河雄。于今冢上柏，郁郁复葱葱。”千七百年，下临芝川，孤高烈风，苍翠郁茂，比古碑更早地见证了所有行到司马坡，级级而上瞻仰伏拜的虔敬。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太史公对孔子、屈原的理解，或许也在“旅游”的某个瞬间、某个场景，被突然打动，然后一切都釐顺了。前人所谓读书会通，起初往往从小而易见、感人最深处悟入。

    旅游观光，于《周易》为《观卦》，风行地上，周观天地，卦辞曰“盥而不荐”，观仰了祭祀开始时倾酒灌地的降神仪式，就可以不观后面的献飨细节，从一个仪式便已全部领略了祭祀之盛。旅行的意义，此或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