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司马迁祠与墓

    第一次到韩城，赶上大雾天。过了芝水桥，仰望千尺高岗之上的太史公祠与墓，如瞻天上宫阙，真感到“过往如他乡”（Thepastisafor⁃eigncounty）。

    这是韩城芝川镇东南韩奕坡的一段，西枕梁山，东望黄河，南北皆为断崖。体量不大的建筑群集中在北部狭窄的斜坡上，坐西朝东。走进山脚的大门，沿着沧桑的司马古道前行，数到第九十九级台阶，便是祠堂门口。途经三两处牌坊，为木为砖，榜书“高山仰止”“河山之阳”等字，提示着斯人斯地的特殊意义，令人级级加虔，步步崇慎。

    祠堂主体由五开间的献殿和三开间的寝宫组成，室内碑石林立，满壁文史。我们找到了北宋治平元年（1064）韩城县知事李奎的题诗碑，其中有“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之句，可知在此之前已有祠与墓。据宣和七年（1125）东鲁尹阳修太史公庙碑所言筑“五架四楹之室，又为复屋以崇之”，推测现存献殿与寝宫是在宋代基础上发展而来。寝宫内供奉的司马迁塑像年代较为晚近。寝宫之左为逼仄的斋厨。绕到寝宫之后，便是墓冢。坟冢为圆形，前有乾隆丙申（1776）陕西巡抚毕沅题字碑。墓顶植古柏，一株五枝，郁葱如盖。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谓司马迁卒年“绝不可考”，其死因更是众说纷纭。《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可知太史公为汉夏阳县（今韩城）人，其墟墓也应在附近。汉代功臣有陪葬于帝陵者。司马迁遭刑，应死葬故里，但其具体方位则难以确指。有关迁墓最早的文献，见于《水经注·河水》，曰：“溪水（即芝水）又东南经夏南县故城南……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经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这段文字在平面上界定了司马迁墓与芝水的关系，但并未提到醒目的高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关西道”四“同州韩城县”条引《水经注》佚文：“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谓司马原。”司马原当是今天的司马迁祠与墓的位置，然《水经注》并未将二者联系起来。总之，原太史公祠墓与今址是一是二，还需推敲。

    汉代北方虽见开辟于山间的崖墓，但多为诸侯一级。民间在山顶设墓地的一个例子，是济南长清区孝堂山。这座高度只有20多米的石灰岩小丘在汉代名曰巫山，其顶部至少发现了5座东汉墓，并有一石祠保留至今。两汉多聚族而葬，但韩奕坡的这段山岗面积狭小，无法容纳下一个家族墓地。可能由于证据不足，当地也传说目前所见只是衣冠冢。

    西晋时殷济在墓前建石室，应是继承了汉代的传统。除了孝堂山东汉墓与石祠，著名的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群，就有3座以上的石祠和多座墓葬发现。这种例子在山东、苏北、皖东北地区所在多有。祠堂以石头构筑，求其历久不败，堂内还有丰富的石刻画像，为考古、艺术史研究者所重视。但暴露在地表的祠堂却绝少保留下来。大约从魏晋开始，大量汉代石祠就被拆毁，用作重建墓葬的材料。《水经注》和《梦溪笔谈》所录山东金乡“朱鲔石室”至迟在1907年还较为完整，暴露在地表，但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地一位好心的乡绅意识到石祠中画像的价值，便将刻有画像的石板拆运到县学保存，而将无画像的屋面、立柱等构件丢弃。作为一位传统的读书人，他实在不能想象“建筑”有何价值可言。相比之下，孝堂山石祠却因为一个“误解”而被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座孝子为父母所修的祠堂，大约在西晋之后，被讹传为“孝子堂”，再讹为孝子郭巨的祠堂，此后，不仅祠堂本身被历代不断整修，香火绵绵，连它所在的巫山也被改称孝堂山，山下的镇子改名孝里铺。

    可见，支撑物质遗产保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坚固的建筑材料，而是其中被赋予的文化价值。太守殷济由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为太史公建石室；后人也因敬仰这位大史学家的贡献和人格，才不断增其旧制；而目前所见格局主要是清康熙七年（1669）年韩城知事翟世琪与乡老杨四可等人扩建的结果。这样说来，这处景观是不是司马迁墓的原址已不再重要，近两千年风蚀雨剥、踵事增华、生住异灭的过程，也已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传统，而挺拔的山岩、错落的屋宇、荣荣枯枯的草木，也共同营造为一座富有历史感的纪念碑。因此，当我们以科学的态度面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断不可忽略对人文传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