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献”交流互动的推进者

    友人全根先先生，于2014年4月调至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任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由此开始，他一方面广泛了解并研究国外图书馆关于口述历史的实践经验，且探究国外关于记忆理论的进展，另一方面则为国家图书馆的口述史工作的开展作了大量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五年于兹，他的文稿已经纷然盈帙，行将成集出版。承他厚意，向我惠示上述信息，并且同我商谈了书序的问题，我自然觉得义不容辞。

    我有机会同根先先生交游，也就是在近四五年间，我们一同参加某些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于是学术交谈不断增多，成了学术朋友。三年以前，他开始提出对我进行访谈，通过音像技术和速记，作成一份以多维形式呈现的我的口述史。乍听之下，实在深感惶恐，不敢接受。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介书生，也许由于年资关系，在校内以及一些报刊已经有过了一些口述史的记载，严格说来已经有些过分，哪能再劳国家图书馆来保留我的个人记忆呢？他送给我两本由他们主持完成的两位老学者的口述史书，说老学者的个人记忆也是值得保留的。他建议我再考虑考虑。半年以后，2018年3月初，他整理出一份拙作的目录，还在大体上把握拙作的基本内容，从而拟出了含有一百多个问题的采访提纲，特别关注我在学术研究路数方面的个人特色。看到了这两份材料，我深感震惊且感动。他的事业心是这样的坚定而热烈，思维是这样的敏锐而细致，工作效率是这样的出色而惊人。于是，他以一种莫之能御的道义力量征服了我。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15次访谈，现已作好音像记录，可说他对我的要求已经实现了。

    我为何要说这些事情呢？孟子曾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下》）按孟子此说，原指“尚友古人”而言，其实用于今人同样合理。

    如今全先生文集即将出版面世，我说关于他的一些为人处世之事，也许能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书。依同理，他之所以要记录我的为学人生，其目的也就在有助于读者理解拙作了。

    图书馆在人心目中之所以崇高，因为那是文献之宝藏。什么是“文献”呢？现在通常就是指图书典籍。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其中“文献”一词的古注是分开的：“文”指文书，“献”指贤人。这里且不谈前贤对于“献”的诸多考释，而援引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序》的一段文字于下：“凡叙事，则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从马氏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启发：一则，“文”为叙事，“献”为论事；叙事的载体是“文”，即文本，而论事的主体是“献”，即贤者评论之言。对于史学发展而言，叙事与论事是缺一不可的。二则，严格说来，经史传记之书在叙事中未尝不录论事之言。因为古代没有录音工具，贤者（献）之言只有转化为文以后才能流传后世。于是“献”不断转化为“文”，世人就逐渐把“文”与“献”二字合为一个词来用，表示文书典籍的意思了。

    过去图书馆的功能，以博收典籍为尚，取向以既有文献为主；现在国家图书馆提出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任务，对各个工作岗位上的经过相当程度历练的人员进行采访，以音像工具进行记录，作成一份份活生生的口述史，以便藉个人记忆来丰富集体记忆，藉当下人的鲜活记忆通过采访对话（交往记忆）来汇入并丰富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的洪流。我们的图书馆不再仅是既有文献的静态的保藏者，而且是“文”与“献”交流互动的推进者。这样的图书馆彰显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根先先生的这本文集，看来就是这种精神到来的一个具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