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他受周总理之邀回国。他想教书,应徐悲鸿之请,在中央美术学院一干没再挪地方,成了中央美院年纪最大,教龄最长的先生。
1996年一个夏日,去看望92岁的常任侠先生。
问他书房有无斋名。他答:“不喜欢斋名,像有钱的样子。”
他讲1966年老舍遭难,他去探望,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他讲释迦摩尼是尼泊尔人,去过释迦摩尼的家,讲到“禅悦”,那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灵感受……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了“金刚成就”四字,当时未深究。纸条还留着,但字里面的意思至今没弄明白。他讲以前写东西,每天没有12点前睡觉,抄稿没有复印机,用复写纸誊抄,写得手指上都是坑。他讲自己从十几岁开始就记日记,一直记到现在,一年一本,已经装满两个箱子……
两个月后,常先生去世。有人回忆他在抗战时期演过救亡剧,写过救亡曲,与田汉等编辑《抗战日报》,与冼星海合写歌剧《亚细亚之黎明》,与闻一多等组织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茅盾晚年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也写到他……忽然想到他那两个装满日记的箱子,里面该埋着多么丰富的文化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