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毓茂去世已半年多了。往事如昨,不胜嘘唏!
我和毓茂初识,是上世纪70年代末纪念郭沫若逝世一周年召开的学术会上。会议在四川乐山大佛寺召开,参会的有许多和郭老同辈的人物,如吴伯箫、楼适夷、戈宝权、艾芜、段可情等,我和毓茂都还年轻,就住在寺里的斋舍,真正是“朝夕与共”。经介绍,知道他出身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我是北师大中文系54级,我们年龄相当,脾性相投,很快就热络起来。特别是当我知道他原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工作,因为想教书,想做学问,硬是要求调回老家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留下的印象就更好,更深。
这次会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我们的专业相同,不时还能在学术讨论会上见面。尽管有时,我们对某事某人某问题会有不同看法,也发生过激烈争论,但都不防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就在毓茂从事专业教学研究不断取得成绩,受到学生欢迎和同行称赞,可谓是顺风顺水时,他却开始走上从政之路。这当然是有关方面发现和看中他的才干。当初,他离开北京、调离中央单位,本是为了做个普通教师,安心职志,没想到若干年后,命运又要他走上他想避开的仕途。也许这是命中注定,他躲不掉许多人孜孜以求的当官从政。他最初是在民主党派里担任职务,继而被任命为沈阳市副市长,接下来更是一路畅通,做到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以及连任几届全国人代常委。这在一般知识分子中确是少见,比较特异。有人说他是“华丽转身”,有人说他是“官运亨通”。但我知道,其实在他心中一直有自己的坚守——热爱教书,热爱做学问,一直不忘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在通常场合,不高兴人称他“市长”“主席”“常委”,而喜欢人称他“老师”。事实上,他也一直不肯放弃在辽宁大学的教职,不停下专业研究,仍然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学术著作。他对萧军、郭沫若等作家研究功夫独到,所著《萧军传》《阳光地带的梦——郭沫若的性格与风格》曾获同行好评。他主持出版的14卷《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更是在学界引起反响,被认为开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先河,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白。
在我知道的有些知识分子中,也有半途转行从政,大多“一入政门深似海”,不但超越了原先的“自我”,也与原先的职业、单位、同事以至朋友“拜拜”了,真可谓“绝尘而去”。毓茂则不是,不但如上面说的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更与原先的“布衣”朋友维持很好的关系。有一次,我到丹东开会路过沈阳,他知道后特意邀我在沈阳停两天,并在百忙中亲自陪同我到清宫和怪坡参观游玩,足见他对老朋友很念旧情。
正因为毓茂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把自己获得的官阶和级别当回事,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官场政界保持清醒的头脑,洁身自好,得到人们好评。很多人知道,沈阳官场接连发生过“大塌方”,“慕马大案”曾经震动全国,可毓茂身处漩涡中心而不受影响,着实不易。
如今,毓茂已经离开了我们,朋友们都很怀念他!听说他去世后,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曾电唁致哀,在一般人看来,生荣死哀,夫复何求?但在我看来,毓茂应该不会满足于此,他念念不忘的更会是学术生命、学术建树。不过即便如此,学无止境,术无至善,他在学术上已经做出的成绩和达到的高度,也足以令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