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军是一个具有很高辨识度的作家,她写了那么多作品,每一篇每一部都深深地打上了彭学军的烙印。她的文字里有着只属于彭学军独自一人所拥有的东西,比如她的叙事方式,她的美学,她的语言,她的格调,她的主题和她的故事。她总与其他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彭学军只有一个,再无第二,她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唯一。几十年来,她不骄不躁地走在她喜欢的认同的文学道路上,很安静,很本分。《你是我的妹》《腰门》《森林里的小火车》《浮桥边的汤木》等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长廊中的独特画面。
像她这样具有如此鲜明辨识度的作家并不多,因此她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十分珍贵,我们应当好好珍惜。她创造了一种叙事腔调,我们把它叫做“彭式腔调”吧。这种腔调是温柔的、温暖的、清纯的、富有诗意的、有点哀伤的女性味很浓的一种腔调,就如同她平时说话一样平和、优雅。一个作家能形成自己的叙述腔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关系到这个人的心态、品质、境界、趣味和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于彭学军而言,她也许并没有时时刻刻地想到她的写作应当具有自己的风格,但一着字,风格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黑指》与她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其实她从她写作那一天开始就不容许自己停滞不前。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但那些沉淀于文字背后的基本品质却始终如一。彭学军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符号,既是她的得益,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得益。
彭学军的写作基本上是传统的、古典的,也可以说是正统的。看她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能感受到她的文学背景是经典的文学史所提供的。她承认那些贯彻了数百年文学史、小说史的基本理念,从来没有怀疑过,更没有逆反过,而是遵从、坚持不懈。比如对人物形象的看重——这也许是一个陈旧的小说理论,但它可能是小说的真理——她愿意终身认可。因此,她的小说构思总是围绕一些人物形象而进行的,“贴着人物写”是她创作任何一部小说的基本路数。
《黑指》依然走的这个路数。黑指、小天、金毛,彭学军再度为中国儿童文学添加了三个人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有原型,这一点也许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些形象是否是站立的、行走的、活生生的。黑指、小天以及金毛作为人物形象其塑造是成功的。这是三个性格各异、品性不一的人物,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而生活在一起就必然有碰撞和融合。结果正是他们的各各不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小说史上总有反叛,最极端的反叛是与刻画人物之关键的分道扬镳。当年恩格斯讲“典型人物”,黑格尔讲“这一个”,现代小说兴起时这些曾经的小说教条被抛弃了。现代小说走向深刻,而深刻的标志之一就是从“人物”到“人”。
我们今天谈论这些小说,不会再见到高老头、安娜·卡列妮娜、简爱、孔乙己、祥林嫂、方鸿渐、于连、凡卡等人物了。至于那些抽象性程度很高的人:《变形记》中那个变为百足之虫的人,《城堡》中那个永远也不能走进城堡的“K”——他连名字都没有了……对于这些反人物的小说我们怎么看?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但是肯定地说,这些反叛在儿童文学这里注定要失败。儿童文学不需要这些深刻。儿童文学还是应该走彭学军的路数,好好地刻画几个像样的人物形象。
我赞成彭学军这样一种老式的却是合理和有效的写作理念。这些年我们的儿童小说倒也是有一些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形象是类型化写作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往往是脸谱化的,儿童文学需要。但是儿童文学已有更多的作家将彭学军的选择作为选择,为中国儿童文学人物长廊再刻画出一些有质地的人物了。
我们往往把心思用到主题的深刻性上,考虑到怎么捕捉到一个新颖的主题;或者选用了一个被他人也被自己多次使用过的主题,或者是重新挖掘这个主题。其实文学还没有触及到的主题大概已经很少了。事实上,我们的创作在主题这块已经没有太大的作为了,我们是在不停地重复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重复这些主题的时候,又怎么样使我们的作品让人觉得很新颖,很不一般呢。彭学军一直在用她的作品回答这个专业性的问题,她的回答是寻觅独特的题材。我们回头去看她的全部作品,你可以发现她总是在讲一个别人不曾讲过的故事。这一次,她讲的是烧瓷,然后细讲拉坯、塑形、窑变等。这一题材在之前的儿童文学不曾涉及过。主题是有限制的,但题材是无限的,这是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所知道的。我们能想见她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寻找独特的、以前的文学还未曾涉及或者很少涉及过的题材。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找到一个新颖的别致的题材是不会去写作的。也许题材一新,就什么都新了,什么都有了,说什么是什么。
我们说彭学军的作品是属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一路,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除了她的叙事腔调,讲究的文字,女性特有的细腻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总能与那些独特的题材相遇。这种相遇让我们有千年等一回的感觉,这也许是她写作的秘诀。《黑指》当然有看上去较为新颖的主题,但我以为这些有关传统,有关瓷文化、窑文化的主题并不特别重要,《黑指》的基本主题其实是在她本人、更在其他作家作品中已经无数次地书写过的。《黑指》值得我们关注,或者引起我们阅读兴趣的,还是因为她给我们讲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故事。
彭学军的写作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那些永恒的主题只有存在于新颖而独特题材的故事之中,才有可能再次发射光芒,才有可能再次得到深化;而寻找题材的难度与功夫要比寻找主题的难度大得多。
另外我们可以彭学军的创作谈论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作品走出去,走到另一个语种、另一种文化中去。我们将写一个独特的新颖的题材,或者讲一个独特的故事作为一种策略。当然我们也要在创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哪些题材新颖,但并不一定适合儿童文学;或者说所有的新颖题材都可以作为儿童文学的题材,但需要琢磨儿童文学究竟怎么样适当地完美地使用这个题材。我们不会有多少人会想到将《黑指》所使用的题材用作儿童文学的,但彭学军用了。我们能够猜到在她决定将这个题材作为一部小说的题材的时候,她是怎样费尽心机地让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儿童小说题材的,这里有很大的难度。《黑指》告诉我们,彭学军在努力寻找如何将这个题材变成儿童小说的题材方式、方法、角度和视点,尽力在寻找这个题材与儿童文学题材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通常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之所长不太一样,各擅所长。我们回头去看文学史,当我们说到女性作家的时候,比如说萧红,比如张爱玲,我们会对她们的艺术感觉感到望尘莫及。我曾经对小说这种文体下过一个定义——“小说是一种阴性文体”,也就是小说性与女性是一致的。但男性作家也有一种被女性作家也许并不看重的本领,这就是编织故事的本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探案》都出自于男性作家之手。
彭学军几十年的写作一方面尽显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天性和本领,一方面又显示出她对故事的喜欢。她可能是女性儿童文学作家中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黑指》是在讲故事,讲一个完整的曲折的甚至是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是在她深入生活时获得的,她只是加以改造而已,还是基本上是在她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编织上出来的。前者也好,后者也好,反正我们与一个很有故事的故事相遇了。不要小看故事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故事形态实际上就是存在状态。当你将一个故事完整地完美地写成后,实际上已经将一种存在的状态呈现了出来。亚里士多德讲:一定长度的情景是一种美。故事的美学价值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有故事的小说,《黑指》为我们有头有尾地讲了一个含义丰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