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声聪并不是“民国状元”

    陈声聪（1897—1987），字兼与，号壶因，福建闽侯人，精诗词，擅书画，是近现代沪上著名文化老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老人以耄耋之年，勤奋著述，在香港《大公报》《艺林》连载《兼于阁诗话》，后来汇编成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很引起学术界注意。评者谓《兼于阁诗话》可媲美老人同乡前辈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邓云乡《云乡丛稿·读荷堂诗话》，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1页）。

    2018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整理并印行《兼于阁诗话全编》，“首次将已经很难见到的陈声聪几种诗话合集出版，并附入他的诗词、杂著和传记资料，为学者研究陈声聪这位文化老人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资料”，厥功甚大。但其封面及版权页的作者小传谓陈声聪“在民国初期举办的全国文官考试中成绩第一，故有‘民国状元’之誉”，则不免失实矣。

    1913年1月9日，北洋政府公布《文官考试法草案》，将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与普通考试两种。1917年4月，第一届普通考试在北京举行，马其昶与章宗元任正副典试官，来应考者2482人，其中就有陈声聪。此届考试最终以行政职与技术职两大类共校阅录取405人，行政职最优等（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11人、优等（平均分数在70分以上）181人、中等（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上）141人，通统谓之“及格”，陈声聪名列行政职优等之内（1917年4月27日《政府公报》第464号），成绩并非第一，后被派在财政部赋税司学习（1917年6月13日《政府公报》第511号）。

    目前所见记载陈声聪生平事迹较为详备的传记资料，应该是包谦六《诗人陈兼与》。此文先前以油印本形式流传，知者甚少，今已收入《兼于阁诗话全编》附录，述及应考之事，则谓“碰上当时政府举行文官考试……也去试试，居然考中优等，签分到财政部”（第1005页），又谓“兼翁自从二十岁那年，参加文官考试及格，签分财政部，派在赋税司”（第1006页）。包谦六作为陈声聪“茂南小沙龙”常到之客，“忽然高兴，想替健在的，还有旺盛写作热力的福建诗人陈兼与先生试写一篇传记”，虽难免有谀辞，然其所记生平事迹当出自陈声聪口述。此篇传记撰成之时，陈声聪作“五言长律一首共二十韵”以酬其劳，并称“谦六诗老为余作传记近万言，刻画无盐，弥增愧赧，赋此二十韵为报。向不为五言排律，此破例也”。其后，张鳦生《陈声聪先生生平记略》所谓“值当时政府举办文官考试，先生以成绩优异及格，签分财政部，派在赋税司”（《文史资料选编》，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与包谦六所述无异，盖此文是“包谦六、卢为峰、张鳦生共同提供资料，张鳦生执笔”之故。要之，陈声聪及其同时人并无鳌头独占之说，何况当时考试的最优等亦无“民国状元”之目。因而《兼于阁诗话全编》作者小传之说无据，想当然耳。

    不过，近现代史上确也有人被称作“民国状元”。1931年7月，南京政府在南京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这是五院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届高等考试”，由戴季陶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长。“戴季陶与于右任商定，本届高等考试首选，将建议政府擢升为监察院监察委员以示奖掖英才，对‘开科状元’破格任用”，于是“各省市应考人得讯，群思奋其才智，在大比中争夺大魁焉”，故而此届考试“筹备日期之长，动员人力之广，远远超过清末‘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高等文官’考试”，可谓“轰动一时的抡才大典”（朱雷章《大比夺魁：南京政府第一届高等考试亲历记》，《昆山文史》1985年第4辑，第103—104页）。8月9日，典试委员会按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教育行政人员、外交官及领事官、警察行政人员的排序放榜，每类的第一名为朱雷章（1905—1999）、罗厚安、周邦道、李铁铮、杨君劢（《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榜示》，《申报》1931年8月11日，第5版）。为了“俾众周知”，“南京政府行文各该取中人员的原籍市县政府广贴布告，一如科举时代张挂‘金榜’为然”，而朱雷章“以普通行政人员考试最优等第一名列在榜首”，故其原籍“昆山有‘民国状元’之说”（朱雷章《大比夺魁：南京政府第一届高等考试亲历记》，第107页）。

    当然，也有人说朱雷章的“民国状元”是点错了。据仲肇湘（1905—1998）回忆，“这次考试榜首虽是普通行政组的朱雷章，但分数最高的却是周邦道，他是教育行政组第一名，平均八十三分点四，朱为八十二分点二，但因为普通行政组排在前面，便成为榜首，我们之所以推周邦道代表致答词，就因为实际他是状元的缘故”（《赶考记》，台北《传记文学》1962年第2期，第34页）。谢健（1883—1958）也说，“其后监察院提请简任本届高考及格人员之首选，为监察委员，亦以朱雷章当之，于周邦道不无委曲，然自本届以后，历次榜示，已改为按每类首名成绩高低，定排别次序矣”（《谢铸陈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82页）。此后数届高等考试虽亦不乏最高分的“状元”，如李学灯（1933年）、王述曾（1939年），但均不如朱雷章之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点错了的“民国状元”朱雷章乃上海交通大学1928年7月的电机科毕业生（《交通大学四十周纪念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5页）。当高等考试结束后，“南京政府指令各该合格人员的毕业原校广泛传达”，该校“校长黎照寰亲自在学生大会上向全体师生作了通报，使上海交大的名望更为人所重视”（朱雷章《大比夺魁：南京政府第一届高等考试亲历记》，第107页）。岂料八十余年后，“母校”出版社又误将“民国状元”之帽掇在陈声聪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