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才刚刚开始

    迪老没有拒绝我，这对我本身就是一种肯定。而他发过来的这段话，让本已欣欣然的我不免有些飘飘然：这是一个传奇到超出了小说家虚构能力的故事。在一只不会开口的大熊猫的陪伴下，沿着丝绸之路，一个不会英语的中国老兵骑自行车穿越了八个国家，在法兰西国家博物馆永久地留下了属于中国草根的鲜亮印记。三万里路上发生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而年近古稀的罗维孝的追求，更是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报以掌声。

    《中国作家》定下刊发拙著《勇闯法兰西》，编辑要我请熟悉的作家写一段推荐语，我从微信上找到李迪。其时，为写作报告文学《加油站的故事》，他正“漂”在彩云之南，昆明、昭通、泸西……离京十数日，天天两头黑。在我开口的前一天，他发过来两段视频，一段是在泸西采访一个叫卓玛的姑娘，一老一少一唱一和演绎《卓玛》；另一段是在迪庆，也是采访，不同之处是他的穿着从盛夏直接过渡到了深秋，在忙碌着把“活鱼”用笔压牢在采访本上的同时，他的另一只手被一个罐装吸氧设备紧紧抓住，氧气面罩盖住了大半张脸。都年过七旬的人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我心疼他。他心疼的却是别人：我只来这么一两天，而人家一年到头都要待在这儿！也是这会儿才知道，为写好这部作品，此前他已跑完广西五地、采访三十三人，入冬前还将跑完九边陲，然后马不停蹄，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东三省……

    此生开过的会实在不少，值得回味的实在不多。2014年11月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召开的报告文学创作会无疑是不多之中又极其珍贵的，就像孩提时代轻易不舍得穿的衣服里留到过年上身的一件。参加那次会议纯属偶然，坐在会场里，我很是有些心猿意马，差不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疏离感。直到作为“靴”、作为“帽”、作为程序和礼节的一页翻过，何建明、张胜友、李炳银、李朝全、肖亦农、王宏甲、李春雷渐次出场，谈起他们对报告文学的定义与定位、理解与理想、呼唤与呼应，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心慢慢回到现场，回到当初茫然四顾的地方。我听到内心深处发出了“滴”的一声，我知道这是悬起的一颗心落地后的雀跃，是电脑死机重启时用一声欢呼为表情赋形。这些报告文学界的前辈与大家，他们与报告文学同在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为报告文学这一魁伟文体添加的光彩，他们与报告文学事业同进步共成长的历程，让我的心里暖了起来、亮了起来，让我感受到了报告文学之于这个时代的不可或缺，分享到了作为报告文学耕耘者的庄严与荣耀。

    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成为他们的拥趸者的同时，我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与迪老成为忘年交，则是这次会议对我找到自己的最大褒奖。

    迪老的出场方式有点特别。主持人要与会大咖分享创作心得，他迫不及待抢过话筒。开口头一句，他说，不是我等不得时间，是火车等不得我！原来，老头六十有六，还要六下无锡，采访一线民警。节奏紧张，他的话也就说得紧凑，却在尾巴上留了电话——大家创作上需要交流，随时找我！当时会场上坐着两三百人，真要人人把“有事您说话”当了真，他还不烦得要打110？虽是这么想，会后我仍是拨了他留下的电话号码，不为别的，就图个新鲜好奇，顺带让怪老头尝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这样的电话我也没指望真能打通，可偏偏它就通了！又尝试着加他微信，不出三秒，手机冲我笑出来三个大白牙！

    一晃差不多四年过去了，三个大白牙不仅没有从我的手机屏幕上消失，反倒在我的生活里占据着越来越大的空间。他六下无锡写下的《警官王快乐》陆续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亮相，结集出版后获金盾文学奖……我从朋友圈里追随他的行踪，品读他的作品，体味不多一字的李氏文风和成色十足的李氏幽默，从他层出不穷的新作里洞悉人间的艰辛与曲折，感受世界的光明与美好，领略报告文学独领风骚的影响力与穿透力。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迪粉”，比我还要对他着迷的却是儿子。从八岁到十岁，小家伙把《警官王快乐》一字不落看了不止三遍，每一遍都看得捧腹大笑，有一次竟然笑得打滚，从床头跌落地上。这样的场景让我想到，优秀作品不仅可以丰富读者的生命，同样也可以延长作家的生命——如果若干年后，儿子把“王快乐”介绍给了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同样捧腹大笑，同样大笑着从床头跌落地上，那个时候的迪老，必定仍然年轻、仍然活得蓬勃旺盛！

    “找到井，有水喝。你不辛苦挖井，那水会是什么水？”这是迪老最爱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受益无穷，因为它不仅揭示了报告文学题材开掘的一般原则，指明了报告文学写作必须遵循的方法态度，更是从来源与去向的双重维度，让报告文学这一文体与荒诞不经的穿越、脱离生活的虚构、装腔作势的呻吟划清界线并由此拉升了自己的标高。这句话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滋养，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井”之深，真切品尝到了“水”之甜。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家首次将灾后重建指挥棒将给地方，开展灾后重建“国家实验”。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历史价值的重大题材，距离2016年除夕还有三天，我住进了震中龙门乡白伙新村的重建户家中，通过一个春节的连续采访，完成了三万字的《新龙门故事》，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一书，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填补了来自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现场的出版物空白，书中内容被《中国作家》《中国艺术报》等节选刊发。与这部作品同样重要的收获，是迪老千里迢迢来芦山采访“抗癌村支书”袁超，《开门七件事》发表不久，袁超永远倒在了重建一线。迪老的抢救性采访成为一个基层干部生命的绝唱，而他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对采访节奏的把控和对采访素材运用的郢匠挥斤，于我而言，则是至为生动的一课。

    如果说重大题材的书写体现的是责任与担当，对于光明的追寻、善良的仰望、正能量的传递，则是一个写作者良知与情怀的储存介质。我常常想，如果世界上的美好我们都视而不见，如果人世间的善举我们都冷眼旁观，如果原本可以让人心变得温暖变得明亮的花朵我们都视若草芥，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怀疑真善美的存在，我们又凭什么对于假恶丑的人和事心生厌倦？表达这样的立场，我选择了写作。我把写作视作打开生活的一把钥匙，也当作映照世界与人心的一面镜子。

    关掉电脑，我又要奔赴下一个采访现场——天地出版社约我写一部有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报告文学作品，接下来的若干节假日，我都将一个人奔波在一个绝壁上的村庄。我不知道这部尚未动笔的作品最终会以怎样的面貌与自己相遇，但我知道，我和报告文学的情缘，就像我和迪老的友谊一样，一切才刚刚开始。